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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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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信，字彦实，其先休宁人，洪武中戍河间，因家焉。信举正统七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也先犯京师信督军守西城都督孙镗击也先失利欲入城信不纳督军从城上发箭炮助之镗战益力也先遂却。景泰元年，请振畿辅饥民，复河间学官、生徒因用兵罢遣者，皆报可。明年二月，出为山东右参政，督饷辽东。巡抚寇深奏盗粮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视旧加大，属信钩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纳人于死！”深由是不悦信。天顺元年，擢太仆卿。京卫马旧多耗，信定期征之。三营大将言太仆苛急，请改隶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仆马数，勿使人知。若隶兵部，马登耗，太仆不得闻。脱有警，马不给，谁任其咎?”帝是之，乃隶太仆如故。明年，改左佥都御史，巡抚辽东。都指挥夏霖恣不法，佥事胡鼎发其四十罪，信以闻，下霖锦衣狱。门达言信不当代奏，时寇深方掌都察院，以前邻劾信。征下诏狱，降南京太仆少卿。母忧归。成化元年，起兵部，寻转左侍郎。四川戎县山都掌蛮数叛，陷合江等九县。廷议发大军讨之。以襄城伯李瑾充总兵官，进信尚书，提督军务。至永宁，分道进。信与瑾居中节制。转战六日，破寨七百五十余。前后斩首四千五百有奇，俘获无算。录功，进兼大理寺卿，与白圭同莅兵部。信欲有为，而阻于圭，数称疾。改南京兵部，参赞机务。明年致仕，逾年卒。谥襄毅。

    信征南蛮时，制许便宜从事。迄班师，未尝擅赏戮一人。曰：“刑赏，人主大柄也，不得已而假之人。幸而事集，辄自专，非人臣所宜。”在南京，守备臣欲预钱谷讼狱事，信曰：“守备重臣，所以谨非常也。若此，乃有司职耳。”论者韪之。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