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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曲艺
【材料一】
曲艺，是由我国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字和说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艺术特征是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表演故事，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现在流行于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曲种约三百多个，包括大鼓、相声、快板、二人转、双簧及山东快书、河南坠子等等。这些曲艺形式，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一段好曲艺，可以引发人的联想。人们在欣赏的同时，所感受到的不只是作品主题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且能联想到更为广泛的、观赏者所经历过的东西，有时这联想甚至是非常浪漫的。这联想的深浅是与作品的厚度深度成正比例的。好艺术品是有意境可寻的。要想使作品（表演）有意境的深度，就必须以少胜多，要用以一当十的艺术手段来处理，使欣赏者从你外在表现出的“一”立刻想到你外在暗示给观众的“十”来。这“十”是在创造过程中全部吸收进入的；而从“十”中凝聚出这个能代表“十”的“一”，这“一”可以起到“十”的作用。比如“一轮明月照纱窗”，演员如果面向观众，用手比个大月亮，再用手指指窗户，那就太蠢了。而如果作一个抬眼望月的有深思激情的凝望，那就有了意境。这个意境化的动作就代替了包括推窗、举手、抬头、伤感或喜悦等多种动作，这就是以一当十和十中求一。曲艺的表演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个准则来创造自己的表演动作。
要达到有意境就必须使动作典型化。这里说的典型，就是别的动作几乎不能替代的。它是经过精选出来的、体现深刻内涵而表现到外在的最能集中说明感情内容的动作。因此，在曲艺表演动作中同样要反对杂、碎、乱，而要求准、精、深。
杂碎乱的“杂”是动作多而不清楚；“碎”是动作没有感情上的连贯性，不是经过内涵的酝酿而做出的动作，而是演员临时漫无目的指指戳戳，甚而把“十”都罗列性的表现出来，抛弃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法则；“乱”是干脆胡来，上蹦下跳，东窜西跑，手忙脚乱，眼耳口鼻好像在脸上赛跑似的。乱、杂、碎现象，是演员缺乏基本的艺术常识,又未经过严格的训练学习造成的。它既不能算作“创造”，也不感人。
要体现出以一当十的艺术法则就必须在动作的准、精、深上下苦功夫。“准”是动作的目的性明确；“精”是在大量的可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的动作中选择出最准确而又最完美的动作。有时这动作仿佛明灯，能放射出艺术的光华；“深”就是动作所体现内容的厚度不浅、不泛，而从动作中表现出某种内容需要的意境。只有这样才会使动作曲艺化。因为曲艺的表演是辅，所以更要求动作要以少胜多。动作绝不能多，多了就不成其艺术了。要追求“万绿丛中一点红”，而不能“满纸尽是殷红色，不知何处是牡丹”。这就是曲艺传统中所讲的“宁可不动，不能乱动，一动值千金”的体现。既然曲艺是以说唱为主的，表演是为了辅，就不能使众多的动作压倒了说唱的份量。
【材料二】
大鼓，是中国曲艺的一个类别。一般由一个人自己鼓，数人用三弦等乐器伴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序幕——《重整山河待后生》，就是一曲京韵大鼓的形式：
千里刀光影
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
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
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
重整河山待后生
这段鼓词悠扬动听、声情激越，韵味浓厚、高亢悲壮，由七十多岁的驼派大鼓艺人骆玉笙先生演唱。使听众深深地领受了大鼓艺术的魅力。这种曲艺形式起源于清代的河北、山东、辽宁以及京、津等地。
大鼓书迅速的流传到全国各地，由于演唱风格、伴奏乐器、语音唱腔各异，又分出很多流派。影响较大的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和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津两地。河北木板大鼓传入天津、北京后，刘宝全改以北京的语音声调来吐字发音，吸收石韵书、马头调和京剧的一些唱法，创制新腔，专唱短篇曲目，称京韵大鼓，属于鼓词类曲艺音乐。其唱腔悠扬婉转，长于抒情，并有半说半唱的特色，唱中有说，说中有唱，所以韵白在演唱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京韵大鼓的表演形式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掌握节奏；主要伴奏一般为三人，所操乐器为大三弦、四胡、琵琶，有时佐以低胡。这一派的著名艺人有刘宝全、张筱轩、白云鹏、白凤鸣、骆玉笙等。梅花大鼓，脱始于清末北京北城的清口大鼓，以金万昌、卢成科、白凤岩为代表。其特点是长于在叙事中抒情，声腔活泼有力，多为一人打鼓说书，后出现了对唱。西河大鼓，起源于河北中部，流行于山东、东北、西北的部分地区。一人演出，说唱并重，唱腔和谐流畅、生动活泼，似说似唱，易唱易懂，为了表现各种情感的需求，还创造有多种曲调的花腔，如悲调，用于表现悲哀、愁苦的情绪。西河大鼓有以郝英吉为代表的“郝派”、以田荫庭为代表的“田派”和以艳桂荣为代表的“艳派”等。此外，大鼓书还有乐亭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山东大鼓、安徽大鼓、湖北大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