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常常是如此之美

    每天下午，接上孩子之后，我都要带着他在街上溜达一圈。闲走的时候，看着闲景，说着闲话，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劳作一天的最好奖赏。

    每次我们走到文华路口，我就会停下来，和一个卖小菜的妇人聊上几句。这个妇人脸色黑红，发辫粗长，衣着俗艳，但是十分干净。她的小菜种类繁多，且价廉物美，所以常常是供不应求，我常在她这里买菜，所以彼此都相熟。因此每次路过，无论买不买菜，都要停下和她寒暄几句。

    客户多的时候，也帮她装装包，收收钱。她会细细地告诉我，今天哪几样菜卖得好，卤肉用了几个时辰，西兰花是从哪个菜市上买的，海带丝和豆腐卷怎样才能切得纤细如发，而香菇又得哪几样料配着才会又好吃又好看。听着她絮絮的温语，我就会感到一波波隐隐的暖流在心底盘旋。仿佛这样对我说话的，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亲人。

    那位妇人的笑容，如深秋的土地，自然而醇厚。

    一天夜里，我徒步去剧院看戏，散场时天落了小雨，便叫了一辆三轮车。那个车夫是个年近五十的白衣汉子，身材微胖。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附近住着一位朋友，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很想上去聊聊。便让车夫停车，和他结账。

    “还没到呢。”他提醒说，大约以为我是个外乡人吧。

    “我临时想到这里看一位朋友。”我说。

    “时间长吗？我等你。”他说，“雨天不好叫车。”

    “不用。”我说。其实雨天三轮车的生意往往比较好，我怎么能耽误他挣钱呢？

    然而，半个小时后，我从朋友的住处出来，却发现他果真在等我。他的白衣在雨雾中如一团朦朦的云朵。

    那天，我要付给他双倍的车费，他却执意不肯：“反正拉别人也是拉，你这是桩拿稳了的生意，还省得我四处跑呢。”他笑道。我看见雨珠落在他的头发上，如凝结成团的点点月光。

    负责投送我所在的居民区邮件的邮递员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染着头发，戴着项链，时髦得似乎让人不放心，其实他工作得很勤奋。每天下午三点多，他会准时来到这里，把邮件放在各家的邮箱里之后，再响亮地喊一声：“报纸到了！”

    “干嘛还要这么喊一声呢？是单位要求的吗？”一次，我问。他摇摇头，笑了：“喊一声，要是家里有人就可以听到，就能最及时地读到报纸和信件了。”

    后来，每次他喊过之后，只要我在家，我就会闻声而出，把邮件拿走。其实我并不是急于看，而是不想辜负他的这声喊。要知道，每家每户喊下去，他一天得喊上五六百声呢。他年轻的声音，好似铜钟与翠竹齐鸣的回响。

    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人，都能给我这种难忘的感受。满面尘土的清洁工，打着扇子赶蚊蝇的水果小贩，双手油腻的修自行车师傅……只要看到他们，一种无缘由的亲切感就会漾遍全身。

    这些尘土一样卑微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出没在我的视线里，他们的精神沉淀在我的心灵里。他们常常让我感觉到这个平凡的世界其实是多么可爱，这个散淡的世界其实是那么默契，而看起来如草芥一样的生命种子，其实是那么坚韧和美丽。

    我知道，没有天堂，生活就是天堂，许多人在天堂里睡着，而我是一个醒了的天使。

进入青春期的我们开始对父母的看法和结论产生怀疑，甚至反驳。这体现了青春期少年的（  ）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他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奖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国。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五个，新种一百二十一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一百二十年来做出突出贡献的四十一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他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研究院的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中国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志共同抵制。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贪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