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毋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枕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俄,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间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负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杜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伴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一﹣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收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7-10-28 09: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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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4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的题目。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Intellectual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还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自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对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它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最先发现地动学说,他就因此受了教会许多的阻碍。后来布鲁诺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教会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判火刑而死。伽利略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爱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他们虽由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的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
                                                                                                                                                                            (选自罗家伦《历史的先见》,学林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