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和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御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在外国侵略和国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道义上有义务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宋学、汉学、文学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映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转向西方政治改革著作。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