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衰”。张仲景记述道：“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但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材料二：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材料三：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编辑和刊印了医药学或医方的书籍：属于医药学方面的有几次增订的《本草》等，属于医方的有《太平圣惠方》等。从唐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贸易日益频繁，外国的香药如乳香、龙脑、蔷薇水等都先后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刻的医药学书籍当中，新药品种得以不断增加，至北宋末年所编刻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新增药品628种。北宋初年的医书都是辗转传抄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仁宗初年，医官王惟一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画经穴，标注名称，铜人的铸造是北宋医生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此外，膏丹丸散等熟药的大量制作和应用，也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熟药的应用较汤药大为便利，这也是中国医学的一大进步。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

刘续兵

    祭祀文化是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之一，祭礼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文庙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祭祀活动根据对象不同一般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最初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

    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这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以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行道之儒”，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

    历代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确实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含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选自2013年03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茎上的新芽通常是由枝芽的哪部分发育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