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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它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选自《南风窗》2010年第22期，作者张天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