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阅读下文，回答相关问题。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莱，且不说她能独立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赞，就是她平日停歇时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肠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喷喷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将所意会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竞都是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如故”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能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的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跟着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能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留下?如果说屋都留下大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亲迁离北京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的那张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槽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