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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9-09-01 02: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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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我很喜欢看书,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如果说从做人方面得到一点训练的话,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屁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们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因为说错了话被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没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作好作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但母亲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选自八年级下册《我的母亲》)

【乙】

       春酒以外,我家还有一项特别节目,就是喝会酒。凡是村子里有人急需钱用,要起个会,凑齐十二个人,正月里,会首总要请那十一位喝春酒表示酬谢,地点一定借我家的大花厅。

       母亲是从不上会的,但总是很乐意把花厅给大家请客,可以添点新春喜气。花匠阿标叔也巴结地把煤气灯玻璃罩擦得亮晶晶的,呼呼呼地点燃了,挂在花厅正中,让大家吃酒时花厅吆喝,格外的兴高采烈。我呢,一定有份坐在会首旁边,得吃得喝。这时,母亲就会捧一瓶她自己泡的八宝酒给大家尝尝助兴。

       席散时,会首给每个人分一条印花手帕。母亲和我也各有一条,我就等于得了两条,开心得要命。大家喝了甜美的八宝酒,都问母亲里面泡的是什么宝贝。母亲得意地说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两颊红红的,跟喝过酒似的。其实母亲是滴酒不沾唇的。

       不仅是酒,母亲终年勤勤快快的,做这做那,做出新鲜别致的东西,总是分给别人吃,自己却很少吃。人家问她每种材料要放多少,她总是笑眯眯地说:“大约摸差不多就是了,我也没有一定分量的。”但她还是一样一样仔细地告诉别人。可见她做什么事,都有个尺度在心中的。她常常说:“鞋差分、衣差寸,分分寸寸要留神。”

(选自八年级下册《春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