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再发现

胡晓明

    ①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心理嗜尚：喜好江南。长期以来，虚虚实实，或浓或淡，强化着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即可谓“江南认同”。“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海内外流传。“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已成为中国永远的抒情美典。

    ②中国文学悠久的传统中，一直隐隐相传着十分重要的江南意象。入骨的相思，永续的乡愁，是江南不变的芬芳迷魅。男女之思，友朋之念，进而寄托家国君臣之思，相互重叠着、涵化着，渐成江南意象的深层含义。苏东坡诗：“犹做江南未归客”，姜夔“昭君不谙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以及吴梅村“世间何物是江南”才有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因此，江南意象是江南认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作为江南认同的江南意象，含蓄而动人地揭示了江南认同的底蕴：家国之爱。

    ③中国最早的地域认同是中原认同，从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中原中心的意识。一直到三国时代，江东孙吴，三分天下有其一，江南地域才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到了东晋，政治中心南移，士人大批南渡，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在江南地域渐趋稳固。

    ④所谓江南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北来的，是发源于洛阳而被侨民带到江南的文化，这是中原移民文化。如谢道韫（东晋才女，谢安侄女，王羲之儿媳）祖籍河南，自其祖南迁以后到她已是第三代侨民，一生都在江南，她的作品自然归在南方文学里了，但她继承的其实是在北方就已形成的强大的家族文学传统。二是南方人向由政治中心迁来的大批北方人学习的结果，几代以后便渐渐置换成江南意识，是经过模仿、交融、选择、消化的文化习得。这似乎可称之为江南文化之二源。两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一方面是在地的、生根的、非异己的，另一方面又是有本的、深厚的、高级的；前者使文化免除了排他性，后者使文化具有了优越性。没有哪一个地域文化有如此方便善巧的因缘和合，这一文化认同的过程，表明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刻的联系，这正是江南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粤闽文化等的特质，也是江南文化特别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重大动因。

    ⑤“江南”所指涉的空间，与其说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不如说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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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 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使用棍子、“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 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贝叶注意到，西伯利亚羱羊的游戏带有明显的锻炼倾向：它们选择游戏场地时，似乎总是从“实战”出发，选择在坎坷的斜坡上奔跑追逐，在陡峭的悬崖上跳跃，好像是在锻炼它们逃避敌害的能力。赖特发现，北极熊的夏季游戏好像体育运动，这对于它们冬季捕食显然大有好处。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选自《动物游戏之谜》，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