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最近报道了一种新型可充电式铝电池.电解质为阳离子(EMl+)与阴离子(AlCl4﹣)组成的离子液体.如图为该电池放电过程示意图,Cn为石墨烯,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充电时,每生成1mol Al,电解质溶液中会增加7molAlCl4﹣

B:放电时,电解质中的阳离子(EMl+)未发生反应

C:放电时,负极反应方程式为Al+7AlCl4﹣﹣3e﹣═4Al2Cl7﹣

D:充电时,Cn为阳极,电极方程式为Cn+AlCl4﹣﹣e﹣═CnAlCl4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9-10-17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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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类题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