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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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初唐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理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展现出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初唐、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一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但安史之乱后,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是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裨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硌,他在《采菱行》《插田歌》中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中唐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充。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被送者因为在地方施政得当而能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这一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摘编自吕家慧《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5-06 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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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埋想。

(摘编自《中03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相关链接:①邓叔群(1902-1970),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和东北农学院院长、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中国的真菌》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成继光、林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勘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