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不可小觑的光污染

    ①人类对黑暗的憎恶、对光的追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亮丽的玻璃幕墙,让黑夜如同白昼的城市灯光,竟带来了灾难性的光污染,一座座寄予着人类文明和希望的不夜城,正在一步步地侵蚀着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②现代社会,光照的不合理使用带来了一种可怕的灾难——光污染。对于污染,我们的思路是“先污染、后治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光污染主要有:玻璃幕墙反射眩光带来的是“白亮污染”,亮度过大的夜景照明是“人工白昼”,娱乐场所的彩色光源构成了“彩光污染”。

    ③建筑物外墙反射的眩光造成的白亮污染。当太阳光照射强烈时,城市里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釉面砖墙、大理石等装饰反射光线,眩眼夺目。夏天,玻璃幕墙强烈的反射光进入附近居民楼房内,增加了室内温度,影响正常的生活。有些玻璃幕墙是半圆形的,反射光汇聚还容易引起火灾。烈日下驾车行驶的司机会遭到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突然袭击,眼睛受到强烈刺激,很容易诱发车祸。

    ④亮度过大的夜景照明造成的白昼污染。夜幕降临后,商场、酒店的广告灯、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人工白昼使夜晚如同白天一样。在这样的“不夜城”里,夜晚难以入睡,人体正常的生物钟被扰乱,导致白天工作效率低下。夜晚的华灯造成的光污染也给天文工作带来了阻碍,在远离城市的郊外夜空,可以看到两千多颗星星,而在大城市却只能看到几十颗。人工白昼还会伤害鸟类和昆虫,强光可能破坏昆虫在夜间的正常繁殖过程。光污染还会破坏植物体内的生物钟节律,有碍其生长。

    ⑤娱乐场所的彩色光源构成的彩光污染。舞厅、夜总会都安装有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以及闪烁的彩色光源。据测定,黑光灯所产生的紫外线强度大大高于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对人体有害且影响持续时间长。人如果长期接受这种照射,可诱发多种疾病,甚至导致白血病和其它癌变。彩色光源让人眼花缭乱,不仅对眼睛不利,而且干扰大脑中枢神经,使人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失眠等症状。最新研究表明,这种污染不仅影响人的生理功能,还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

    ⑥当许多国人为美丽城市夜景感到骄傲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所谓的“不夜城”恰恰是中国光污染的重灾区。改善城市形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但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中,照明规划仍然处于无序状态。

    ⑦看美国大片,我们曾误以为纽约是一座不眠的城市。其实纽约市对夜间照明设计和规划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像霓虹灯这种设施只允许集中建在时代广场周围,其他地方要么不允许出现,要么对面积和亮度进行限定。纽约并非每天都是一种表情,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出现灯火通明的景象,而且凌晨两点后必须关灯。站在帝国大厦俯瞰纽约全城,只见中心商业区有一大片亮光,四周很多地方是漆黑一片。

    ⑧当国际上的城市开始摒弃“不夜城”思维的时候,国内大多数城市还在不惜重金打造一座座“不夜城”。面对日益严重的光害,我们难道又要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⑨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逐步解决困扰我们的光污染。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1-07-01 0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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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发动浙赣会战,战火再次延烧到了江西境内。6月中旬,位于赣中泰和杏岭的国立中正大学校园内,大学教授姚名迭与在校学生一起组成战地服务团,怀抱着“爱国岂敢后人”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地奔向抗日战场最前线。这群平时“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在7月7日与日军短兵相接于新干石口村时,充分展现出了中国丈人的坚强与勇敢。团长姚名达身先士卒,率领团员奋勇杀敌。最终,姚名迭与另一名团员吴昌迭,不幸以身殉国。

    1905年出生的姚名迭,以身殉国时年仅38岁,无怪乎吴其昌、顾颉刚等昔日同窗师友无不感到突然与惋惜。姚名达去世时,他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协助导师粱启超记录整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增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以及自著的《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等。从学术的发展看,从来就是可以有天才的科学家,天才的文学家,却不可能有天才的史学家的。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沉浮的文科教授而言,38岁正是迎接学术上更大发展、更大辉煌的学术年纪。而根据王咨臣先生的整理,姚名达实际上也已经为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宏大的规划,他计划要完成《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等著作。其中,完成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姚名达甫入清华便立下的宏伟志愿。即便是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只有这部《中国吏学史》才称得上不朽。姚名达的逝世,使得他的《中国史学史》只留下了一部1934年的油印本讲义稿,一直未能出版,后世治史学史之学者遍寻不得,皆扼腕叹息不已。

    如果不是1932年的那场炮火,姚名达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本来是有可能完成的。1929年3月,姚名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除了办公时间以外,他仍旧于清晨深夜,继续史学史的研究,除了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和著作外,还积累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突然降临的炮火,不仅毁了他的家,而且也给了从小就喜欢研究历史,并立志要做一个不问世事的历史学家的姚名达巨大的打击。

    在伦理学上有过一个经典的问题:爱因斯坦正在写他的相对论,但是隔壁有一场火灾,邻居有个又老又丑、行将就木的老太太需要救护,爱因斯坦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每一个人对这个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但按照康德的哲学回答,爱因斯坦就是要去救,这才能显示出绝对命令,显示出人的高贵。姚名达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选择。

    1932年的2月8日,在无桌无椅的困境下,姚名达写信给胡适:“我军若败,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我军若胜,外交必有转机,百业当可逐渐发达,我打算仍旧作史学的研究。”1933年,名达与第一任妻子黄心勉在上海办起了《女子月刊》,拿来做喊醒妇女的播音机。1937年8月,姚名选与妻子巴怡南一起,将他们订婚的戒指捐赠出来,并呼吁全国妇女将饰物捐赠给国家,以增加抗战实力,“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1942年7月,在樟树抗战前线,面对旁人的劝阻,姚名达毅然决然地答道:“唯有能致力抗战,方能胜任建国,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比比皆然,又乌睹其为用耶?”如此一步一步地,姚名达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最高的哲学问题!那才是一个性情人应该做的事情!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69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