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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莱,且不说她能独立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赞,就是她平日停歇时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肠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喷喷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将所意会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竞都是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如故”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能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的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跟着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能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留下?如果说屋都留下大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亲迁离北京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的那张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槽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7-09-13 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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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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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果

黄兴蓉

    我从北京出发到云南元谋县,进入川滇边界,车窗外目之所及都是荒山野岭。火车在沙窝站只停两分钟,窗外一群十二三岁破衣烂衫的男孩和女孩,都背着背篓拼命朝车上挤,身上那巨大的背篓妨碍着他们。

    我所在的车厢里挤上来一个女孩,很瘦,背篓里是满满一篓核桃。她好不容易把背篓放下来,然后满巴掌擦着脸上的汗水,把散乱的头发抹到后面,露出俊俏的脸蛋儿,却带着菜色。半袖的土布小褂前后都是补丁,破裤子裤脚一长一短,也满是补丁,显然是山里的一个穷苦女娃。

    车上人很多,女孩不好意思挤着我,一只手扶住椅背,努力支开自己的身子。我想让她坐下,但三个人的座位再挤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便使劲让让身子,想让她站得舒服些,帮她拉了拉背篓,以免影响人们过路。她向我表露出感激的笑容,打开背篓的盖,一把一把抓起核桃朝我的口袋里装。我使劲拒绝,可是没用,她很执拗。

    慢慢地小姑娘对我已不太拘谨了。从她那很难懂的话里,我终于听明白,小姑娘十四岁了,家离刚才的沙窝站还有几十里。家里的核桃树收了很多核桃,但是汽车进不了山,要卖就得背到很远的城里。现在妈妈病着,要钱治病,爸爸一天到晚辛苦劳作,她便央求爸爸叫她出来卖核桃以补贴家用。她是半夜起身,一直走到天黑才赶到这里的,在一个山洞里住了一夜,天不亮就背起篓子走,才赶上了这趟车。

    “出这么远门你不害怕吗?”我问。

    “我有伴儿,一上车都挤散了,下车就见到了。”她很有信心地说。

    “跑这么远卖一筐核桃能赚多少钱?”

    “刨掉来回车票钱,能剩下十五六块吧。”小姑娘微微一笑,显然这个数字给她以鼓舞。

    “还不够路上吃顿饭呢!”我身边一位男乘客插话说。

    小姑娘马上说:“我们带有干粮。”

    那位乘客真有点儿多话:“你带的什么干粮?”

    “红薯面饼子。”

    那位乘客不再说话,车厢里一时间很静。

    就在这时,车厢广播妥晚点半小时,火车停了。我赶忙利用这个机会,对车厢里的旅客说:“这个女孩儿的山核桃挺好吃的,希望大家都能买一点儿。”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女孩儿说:“阿妈告诉我,十个核桃卖两角五分钱,不能再少了。”

    我跟着说:“真够便宜的,我们那里卖八决钱一斤呢。”

    旅客纷纷来买了。我帮着小姑娘数着核桃,她收钱。那种核桃是薄皮核桃,把两个攥在手里一挤就破了,吃起来很香。一会儿,那一篓核桃就卖去了多半篓。那女孩儿仔细地把收到的零碎钱打理好,一脸的欣喜。

    很快到了站,姑娘要下车了,我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然后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

    她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着连连对我表示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四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元钱,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儿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

    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头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她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谢谢你们!”感激的泪水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的时候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灿烂阳光下的这个车站很快移出了我们的视线。我心里久久回荡着这个名字:山果!眼里也有泪水流出来。车上一阵混乱之后又平静了,车窗外那一簇簇漫山遍野的野百合,静静地从灌木丛中探出素白的倩影倏忽而过,连同那个瘦弱的面容姣好的山果姑娘,隐入了莽莽群山中……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