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该摆脱“权威偏误”

    如果不服从权威，会发生什么事？《圣经》第一章就说得明明白白：会被逐出天堂。各个领域的权威们——政治家、科学家、医生、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体育评论员、企业顾问和证券大师们——也想让我们相信此事。

    关于权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令人警醒的跟踪记录。这个星球上有大约100万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精确预言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更别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信用违约互换的瓦解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顺序了。再没有哪个专家群体失灵得比这更惊人了。

    其次，经常可以证明，权威也会出错。出错是人类的通病，但重要的是，面对权威我们会将独立思考调低一级。面对专家意见时我们往往会比面对其他意见粗心许多。还有，我们会服从权威，哪怕是在理性或道德上毫无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权威偏误。

    年轻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1年做了一个试验，将权威偏误揭示得一览无遗。试验时他请求一位受试者电击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一个人，并逐渐增加电压。从15伏开始，然后是30伏、45伏，以此类推，直到几乎致命的450伏。即使受折磨的那个人痛得大喊大叫，浑身颤抖（事实上没有电流，那只是一位演员），受试者想中断实验，但只要米尔格拉姆平静地说“请继续，实验要求这样做”，大多数人都会继续做下去。半数以上的受试者将电压升到了最高——纯粹是在服从权威。

    近几十年来，航空公司明白了权威偏误有可能造成危险。许多意外事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机长犯了错，副机长察觉了错误，但出于相信权威不敢指出来。大约15年以来，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接受了所谓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学习坦率、迅速指出毛病。 换句话说：他们训练自己努力摆脱权威偏误。

    几十年后，许多公司纷纷向航空公司学习。特别是当有一位强势的首席执行官时，员工患上权威偏误的危险就更大，这对公司很不利。

    专家们希望被人认出，为此他们必须用某种信号显示他们的身份。医生和研究人员是通过他们的白大褂，银行行长则是通过西服和领带。领带没有作用，它只是一种信号。国王们头戴王冠，军队中有军衔标志，基督教会里的权威信号更是明显。其他信号还有名人访谈的邀请、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等。

    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权威“流行”。有时是神职人员，有时是国王、武士、罗马教皇、哲学家、诗人、摇滚明星、电视制作人、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对冲基金经理、银行总裁。因此存在权威时，社会总是乐于跟从。如果权威们想跨界得到认真对待，将会引起混乱。比如，当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推荐咖啡机或一位女演员推荐治疗扁桃腺炎的药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一位专家，我都会设法向他挑战。请你也这么做。你对权威的批判性越强，你就越自由，就越相信自己有更多的能力。

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B、C、D、E、F、H、G均为常见物质，它们之间有如下的转化关系．已知A为暗紫色固体，E、F常温下为液体，B为无色能支持燃烧的气体．请回答下列问题：

我的麦子熟了

    14岁的高占喜，青海农家子弟，因为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他和城市的一个叫魏

    程的富家少年互换了7天人生。节目打出了议题：7天之后，高占喜愿意回到农村吗？

    第一天，占喜在机场被新爸新妈接进了豪华的宝马车，他害羞地靠在真皮座椅上面，不说话，认真地看着窗外闪过的高楼大厦，忽然，他泪水盈眶。

    这个以前在山沟里疯跑，活泼开朗的孩子，曾经在作文里写道：我想考上大学，在城里生活。可是他知道，他更可能中途辍学，流浪在城市某条喧嚣的马路上。这次机缘巧合，他提前进入了城市，小小的心里波澜起伏，何况现实的城市，比那个瑰丽的梦，仿佛更精彩。

    占喜住进了一栋豪华如天堂的复式公寓，拥有一间无比舒适的大卧室。面对丰盛的晚餐，他无所适从，紧张得5次掉筷子。接着，新爸新妈一次给了他200元的零花钱。从前，他一个月只有1元的零花钱。

    在气派的理发店里，占喜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又一次泪水盈眶。

    不久，他迅速适应了这种新生活。

    白天，他靠在松软宽大的沙发上，茶几上是他之前从未见过的零食，面前是尺寸巨大的液晶电视。他自在地享受这一切，除了脸颊上两抹褪不去的高原红，就像是在这里长大的。

    此时，观众们忧心忡忡——这个孩子会丧失本性，沉迷于吃喝玩乐吗？

    某天，占喜被安排去卖报。归途中，占喜变得少言寡语。他看到城里人行色匆匆，在马路之间穿梭，犹如他在田间穿梭，也看见天桥下的乞丐，衣衫褴褛地等待施舍……那天，他对记者说，城里人也有穷人，生活也不容易。记者问，那你同情他们吗？占喜说，不，每个人都有一双手，幸福靠自己。

    说话时，他分明又是那个崇尚奋斗、一直努力的高原孩子。

    当晚短信预测，大多数观众仍然觉得占喜不愿回乡。然而，谜底提前揭晓——当占喜得知父亲不慎扭伤脚的消息时，他立刻要求赶回家乡。

    “为什么急着要走？父亲的脚伤不是大事，难得来一次城里。”记者问。

    占喜只说了一句：我的麦子熟了。

    父亲很早双眼失明，哥哥在外打工，弟弟还年幼，14岁的占喜已经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他难以不被城市吸引，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他也眷恋自己贫穷的家、艰辛的父母、几亩薄田和已经成熟的麦子。

    城市是他的梦，贫穷的家，却是他牵肠挂肚的现实世界。

    回到农村后，占喜仍然五点半钟去上学，啃小半个馍馍当午餐，学习之余割麦挑水，补丁长裤配布鞋，刻苦读书不改初衷：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真正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占喜见识了前所未见的繁华都市，享用过从未经历的物质生活，却始终未曾忘记自己是个印着高原红的孩子，未曾忘记担当家的责任——“我的麦子熟了”，当《浮士德》的俗世诱惑变相重演，这是一句最朴实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