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散文创作空前繁荣。其中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等；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细微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小散文”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给那些在快节奏、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奔走的人们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所谓“明星写作”。它因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读者的好奇心理和对于成名的期待与想象而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文学的扭曲，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这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节选自王充闾《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删改）

    杜范字成之，黄岩人。少从其从祖烨、知仁游，从祖受学朱熹，至范益著。嘉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绍定三年，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六年，迁大理司直。改秘书郎，寻拜监察御史。奏：“曩者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陛下亲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理宗深然之。

    嘉熙二年，差知宁国府。明年至郡，适大旱，范即以便宜发常平粟，又劝寓公富人有积粟者发之，民赖以安。始至仓库多空未几米余十万斛钱亦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悍，拥众三千余人至城外。范遣人犒之，俾勿扰以俟处分，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范以计擒斩之，给其众使归

    淳祐二年，擢同签书枢密院事。范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无隐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宽容，内实忌之。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以李鸣复参知政事，范不屑与鸣复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诸城门不得出范。太学诸生亦上书留范而斥鸣复，并斥嵩之。嵩之令谏议大夫刘晋之等论范及鸣复，范遂行。会嵩之遭丧谋起复不果，于是拜范右丞相，范以逊游似，不许，遂力疾入觐。帝亲书“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赐之。

    时孟珙权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难制，至是以书来贺。范复之曰：“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士豫附，自此但相与同心徇国。若以术相笼架，非范所屑为也。”珙大感服。未几，大元军大入五河，绝中流，置营栅，且以重兵缀合肥，令不得相援，为必取寿春之计。范命惟扬、鄂渚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卒以捷闻。范计功行赏，莫不曲当，军士皆悦。

    未几，卒，赠少傅，谥清献。

(选自《宋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