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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2013年10月22日下午，102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得此消息，燕园师生们陆续来到先生生前居住的燕南园61号献花追悼，还有一些人则来到未名湖畔，在那块先生题写的未名湖石碑前，追忆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
一个人与一门学科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做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一个人与一座城
对北京，侯仁之说自己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北京不仅是他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这个对象，温和的侯仁之常常迸发出勇士般的豪情。
对卢沟桥的保护，正是如此。“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卢沟桥疲惫不堪，破损严重。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不久，北京市政府决定进行整修。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和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
让侯仁之放心不下的，还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后门桥。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1998年，已近90高龄的侯仁之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的水上景观，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历史上中轴线的最初设计起点焕然一新。
对北京这座城，侯仁之到底有多爱？北京大学前后二十几届的学生都是见证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20多年，直到侯仁之年事高了为止，这也成为北大的一桩美谈。
一个人与一项工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在美国考察期间，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获得通过。不久，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只要是阳光好的日子，先生便会坐在轮椅上，由女儿推着散步，每每走到未名湖畔，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地理学的先生都会说，“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是的，他依然是这样。百岁人生，行走天下，守望大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编自《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