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这是因为(  )

A: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

B:多火山地震,需要外国的帮助

C:经济和技术水平低

D:具有东西方兼容的文化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6-03-28 03: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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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类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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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糖史”

    ①中国人食用及制作蔗糖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甘蔗原产热带,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及食用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生啖或榨取“柘(zhè)浆”直接饮用。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táng)”。“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不过,这种粗制糖块水分含量大,极易溶解,不易运输。而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 且滋 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③公元 661 年, 唐高宗命人从印度请来 10 位制糖专家,利用印度的“竹甑(zèng)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④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美味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⑤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于是,产于南方的糖霜不但乘船北上,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⑥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较为先进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⑦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罗等 “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

    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尼(cīnī)”,意为“中国的” 。“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蔗糖制造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

同类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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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

    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鉴。那么,文明为什么需要交流?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理解。

    根源于文明路向的不同。“文明”是指人类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和。文明交流指的是主动地把自己的文明推介、分享给其他民族的活动过程。任何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完美的。由于遭遇外部环境的挑战不同,文化禀赋的不同,思维趣向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景观。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短短几百年时间,却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自己的伟大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后来这些地区各自迥异的文化形态。雅斯贝尔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精神的“裂变”过程,即不同民族如何“分有”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路向。

    在“裂变”之前,人类的精神虽然完整却蒙昧不明。“裂变”之后,沿着自己的路向发展,却难免走向偏执,陷入所谓的“相对真理”的困境。因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整合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文明交流史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文化自我中心论”者。如19世纪后期,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也同样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标准,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有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这种思想刚一提出就遭到“文化多元论”者的激烈反对,后者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曾在或者正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立足于现实梦想的差异、文明交流的直接原因在于现实中不同民族梦想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文明交流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的沟通达成对现实的理解、和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是由众多的文明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和在时间上的继起而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延续,主要是由其内在的文化精神支撑的。今天,中西方的沟通既是关乎未来的梦想的沟通,又是历史与文化的沟通。

    着眼于共同未来的应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气候环境的异常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需要打破地域与民族的局限性进行深度合作,在文明层面相互启发与借鉴。“自视者不幸,自见者不明”,除了对自身文明固有的傲慢和偏见,人们又天然地对已有的文明有着“路径依赖”,这注定了此类问题在同一文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在文明交流中知己知彼,扬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才有可能形成应对未来的新思维。

    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开放性,决定了文明交流的无限可能性。两种异质文明既可以和谐相处,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一个民族如果缺失了兼容创新的动力,那么它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饽”,只有在真切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携手应对共同的未来!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