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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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修,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遇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9-03-01 02: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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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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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意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涵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解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的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