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孙中山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除了介绍西方研究者的相关观点外，还特别注意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发掘社会主义因素。他感到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最接近，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同孔子所提倡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认为“露国（即苏联）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他一再强调要用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摘编自张卫波《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

材料二：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二是以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三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列宁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此，根据俄国的实际进行了探索。而建设社会主义好似“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列宁坦言：“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摘编自李汝革《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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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出师表》，完成题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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