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I    we'll have to wait a few more minutes, but I am not sure.

A:believe

B:guess

C:decide

D:hope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8-06-14 03:33:42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B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小题目。

遗璞

贾平凹

    离公路很远的地方,有条山沟。再往深里走,有座古庙,庙前的河滩里,有一块石头:四间房那么高,像一只实心碗儿放着。上边凿了四个大字:孕璜遗璞。

    住在这孕璜遗璞周围的人家,就是遗璞村。

    县志上说:这石头,是当年女娲补天的时候多了一块,就遗弃在这里再没有用。人们都在传说,这石头孕了玉璜,是仙灵之物,于是时常有人前来观赏,遗璞村的人便祖祖辈辈自豪。

    收罢秋,天气转凉了。沟脑上边要修一道水渠,把水引到山坡下的地里,男人们都去辛苦了,丁丁当当在远处破石头。夜里回来,便坐在碾盘上吃饭,然后就熬了山上自采的野茶。这茶很苦,一天三顿都要喝,不喝脑壳就疼。一喝着,身上来了精神,他们就笑话山外来观赏遗璞的那些人:

    “城里人没采,一喝这茶就吐了。”

    “城里人胃嫩。”

    “鸡鸭都克得过,这茶水儿却受不了?!”

    他们说过,就乐了,接着就看起河滩里的那块遗璞来。

    “这么个仙物儿,遗在这里真委屈了。”

    “多亏就遗弃了它!”

    “多亏?”

    “它要不在这儿,谁会到咱这儿?省城在天尽头,咱能去吗?但咱坐在家门口,倒见着省城大人物了。”

    说的是省城老贾的事儿。

    省城老贾是七年前在这里呆过的。那时候,村里人发现从县里来了个胖胖的老头,白日里也上山劳动,夜里就在石头前闷头儿坐一阵。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谁,后来才风闻是犯了错误,从省城来的人,姓贾。就叫起他省城老贾。

    一年后,省城老贾就在县里当了书记,他们才知道那是个当官的人物,遗璞村老少都很骄傲。省城老贾也没忘了这遗璞和遗璞村的人,过一些日子,就来看看石头,又给这个村拨了好多救济粮、救济款。有一年每家得到十二元,一半买了粮食,一半给孩子们买了塑料凉鞋。到山外去的时候,孩子们就穿上塑料凉鞋,式样挺漂亮的,只是穿长了脚发烧,走一走得用凉水浇。去年秋初,省城老贾突然回省城去了,临走前他照了好多遗璞的照片,还说回去后,要为这石头写写文章哩。不久,他就在省城当了一个很大的官。遗璞村的人愈是十分地骄傲了。

    “那文章不知写了没有?”

    “他现在怕忙了呢!”

    男人们在碾盘上说话,婆娘家觉得热闹,也走了过来。女人在石头上坐了,一直不开口,这会儿说:

    “蛮儿说,他在报上看到省城老贾的文章了。”

    “写咱遗璞村了吗?”

    “写了。说‘四人帮’迫害他,把他‘流放’,‘流放’是什么意思?”

    “就是下放吧。”

    “‘流放’到一个山区小县,而且还在一个山沟沟劳改了一年。”

    “你胡说了,他住在咱这儿,没有背枪的看守他,苦是苦些,和咱们一样,咱又处处照顾了他,你说他劳改了一年,咱们不是长年在劳改吗?”

    “蛮儿说报上就这么写的。”

    “蛮儿一定是看错了。你们婆娘家这臭嘴!”

    婆娘家便不再言语了,低声骂了一句怀里用牙咬奶的孩子。

    男人们喝过一杯黑糊糊的茶水,又说开了:

    “咱这块遗璞,真是好石头呢!想想,招来多少人了?不算一般的,大人物就有十多个了吧?”

    他们扳指头数数,果然十多个了。

    “以后还能来吗?”

    “只要有咱这块石头,就有人来吧,说不定以后还会来比省城老贾更大的人呢。”

    “啊,那该好,娃们又要有凉鞋穿了!”

    “但愿他们能来。”

    “但愿不要是犯了什么错误。”

    “但愿……”

    茶已经喝完,就卷着喇叭纸烟抽起来,黑影里,火光一明一灭的。末了打着哈欠,还在说:“真是好石头呢。”

    但是,就在这一夜的黎明时分,河滩里响了一声爆炸声,人们都惊醒了。早晨起来,才发现是蛮儿一帮年轻人用炸药把遗璞炸开了,又用铁钎大锤在黑水汗流地砸着,破着,就把石头一块块抬着到水渠工地上去了。

(有删节)

同类题5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