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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传（节选）

林太乙

编一部好词典，是父亲林语堂数十年的心愿。早在1930年代，他便请三伯憾庐及张海戈编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的中文词典，但是编成之后，由于中日战争，文稿毁于兵火，六十册的稿子，只剩下父亲带到美国的十三册。

对于编纂汉英词典，父亲说：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反分析。”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的高瞻远瞩，不断地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47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1918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注音法。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话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1937年出版第一册，至1945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父亲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赞助的。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编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1967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

在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北外还有秘书、抄写陈守荆和施佩英。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份工作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助父亲选择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做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拔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这部被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词典用的检字法是根据父亲发明“明快打字机”时所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再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法（简化国语罗马字）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国语注音法简化而成的，他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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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汪怡的《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淮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韦冰《槐市云烟录》）

②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将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将汉字分门别类，以便索检。他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根据这个检字法设计键盘，只需三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写信对林语堂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施建伟《林语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