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读《观刈麦》,选出表现诗人对农民关心同情的诗句是(  )

A: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B: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C: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D: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7-12-19 10: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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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类题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战胜国从未像130年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样,建立起一套涵盖所有国家的总体性和平安排;战败国在与曾经的敌人缔结和约时,也分成了多个阶段,遵循不同的条款。美苏两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并以“铁幕”为边界区隔开来。短短两年之后,“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新的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严重分裂的格局,最终被证明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空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囊括贸易、金融、货币以及政治、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制度,美国成功地扮演起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领导者”角色;西欧各国则通过“邀请”美国建立霸权,并迫使后者承担制度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在领导者和利益关联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向约束。而苏联以地理政治为出发点建立的经互会模式,同样有助于工业化在若干地区的扩散。

    在以多元化的国际制度与苏联展开竞争,并通过“遏制政策”直接对莫斯科施加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作为今日全球化基础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和协调框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建立在不列颠海外殖民帝国的基础之上,“冷战”结束之际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势分享体系为华盛顿积累起了足够的物质和威望基础。甚至连美国本身也无法摆脱这一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令华盛顿连遭挫折的单边主义政策正是企图放弃对国际制度的依赖、完全靠无与伦比的物质优势实施直接控制。它的失败再度证明:任何一种对权势的过度迷信都将导致无休止的义务扩张和不堪重负。

    在“二战”爆发之前20年,也曾有两派政治家试图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往昔的历史,认定原样移植19世纪的均势体制和惩罚性和约便足以返回黄金时代;另一部分人则陶醉于对大众舆论和“民主革命论”的迷信,以至于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去促成实际的变革。“二十年休战”的悲剧终结了这两种幻想,在权势政治和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最终形成了一套不那么完美但更具合法性和互惠色彩的世界秩序,其遗产也令大半个世界受益至今。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并将研究的方向投向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如何改变人类历史,尤其是如何诞生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游戏规则。其意旨,自是寻找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以及如何形塑现实格局,这当然是一个由知其然往知其所以然递进的过程。当我们去探寻历史逻辑的同时,如果以史鉴今,就有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脉络与资源的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6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