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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20-01-01 0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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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小题。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①作吏部侍郎,侯②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后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③。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己酉夏五月,至池阳,侯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选自《〈金石录〉后序》,有删改)

【注】《金石录》,宋赵明诚所撰。该书著录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研究专著之一。本文节选自李清照为该书所做的序言。

①相:这里指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时为吏部侍郎。②侯:侯,古时士大夫平辈之间的尊称。此指作者的丈夫赵明诚。③椠:古代用木削成以备书写的版本,引申为刻本。

同类题2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题。

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