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为了帮助市内一名患“白血病”的中学生,东营市某学校数学社团15名同学积极捐款,捐款情况如下表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捐款数额

10

20

30

50

100

人数

2

4

5

3

1

A:众数是100

B:中位数是30

C:极差是20

D:平均数是30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20-02-06 08: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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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类题1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画为什么要有“神”

梅墨生

    ①中国文化有几个大的转折,秦汉是对先秦的转折,尤其是汉,汉代思想是总结先泰而开辟后世,汉代文艺思想的要点就是承先泰道家思想重本重神之实,注重探索神气形之关系。重神是汉朝的思想,到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传神写照,都是沿着这种思想而来的,并不是个人创造。西汉《淮南子》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神贵于形”,往后到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再到后来石涛的“不似之似”,到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都是这个命题的延续。

    ②在神与形的关系上,与这种思想一致的还有中国画,后者历来便强调神似。

    ③九方皋“相马”,虽然说不出马的雌雄,但能认定千里马,能看出马的本质。所以说“神”是一个或隐或显的东西,“神藏于内”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神”在古代哲学中是一个认识论,到美学中则成为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宋朝佚名画家的《出水芙蓉图》在一平尺左右的团扇上,荷花的神韵是用比较工整的画法传达出来的。背景中并没有交代水,却仿佛带着水气,我们能感觉到这花是长在池塘里,不是死的枯萎的,而是鲜活的。荷花本身就是既淡野又鲜丽,而且是半开放的状态,左下的两辨和上面一团有多与少的对比,很美妙。还有一叶张开,一片半卷的荷叶,衬托着荷花,这就是用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味道,用有形的东西表达一种难言的美,这是中国绘画真正的精髓,属于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非常像现在摄影的特写镜头。

    ④中国文化现在而不功利,在现实中又超越现实,有“出”和“入”之分。在庙堂总想江湖,在江湖总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中国文化总是在出世和入世上痛苦徘徊。中国画也是如比,既画现实中的物,又赋予其美好的情操,超越现实又不脱离现实。所以神韵就是入世又超脱,享受又不能陷入享乐的极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中国人始终带着诗意的浪漫、直觉的眼光,同时也一直带着哲思,却又不背负西方基督十字架那种沉重的责任感。

    ⑤画家背后一定有自己的人与文,而人文合起来就是他的世界观,就是他对生命的态度,也是他生活的方式,他追求的理想、审美的境界都与此息息相关。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他背后的文化趣味,看出他背后的人文支撑,看出他表达的民族精神和知识阶层的文化趣味。如杲通过作品看不到这些,作品背后是一片苍白,作品则没有深厚的内容,不值得我们品玩,因为中国画最强调的就是内在神韵。《出水芙蓉图》也许不是纯粹的文人画家的作品,然而背后有一种既深又淡的生命情怀,它可以作为中国画的范型,作为中国画代表作来被理解,进而通过它来体悟中国文化的精神,这也是一种享受。

(有删改)

同类题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金石学的兴衰与传承创新

朱凤瀚

    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属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中,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提出了“标准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铜器及纹饰的分类、定名诸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唐兰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古文字考释的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促使古文字学脱离开传统金石学与小学的束缚。史学观念的进步也使金文更好地与传世历史文献相联系,使之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