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人。擢明经。肃宗幸彭原，上书行在，拜秘书省校书郎，待制翰林。

大历中，李涵持节送崇徽公主于回纥，署晋判官。回纥恃有功，见使者倨，因问：“岁市马而唐归我贿不足，何也？”涵惧，未及对，数目晋，晋曰：“我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者不已多乎尔之马岁五至而边有司数偿赀天子不忘尔劳敕吏无得问尔反用是望我邪诸戎以我之尔与也，莫敢却。尔父子宁，畜马蕃，非我则谁使！”众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德宗立，出为华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晋弃华走行在。改国子祭酒，宣慰恒州。反至河中而李怀光反，晋说之曰：“朱泚为臣而倍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虽宠公，亦无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怀光喜且泣，故怀光虽偃蹇，亦不助泚。

帝还京师，改尚书左丞。是时，右丞元琇为宰相韩滉排笮①得罪，滉势振朝廷。晋见宰相，诵元琇非罪，士大夫壮其节。贞元五年，方窦参得君，裁可大事不关咨晋，晋循谨无所驳异。参欲以其侄申为吏部侍郎，讽晋以闻。帝怒曰：“无乃参迫卿为之邪？”帝问参过失，晋无敢隐，由是参罢宰相。晋惶恐，上疏固辞位。九年，罢为礼部尚书。

会宣武②李万荣病且死，诏为宣武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万荣死，邓惟恭总其军。晋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驺傔③从之，即日上道。至郑，逆者不至，人劝止以观便宜，晋不听，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谒。既入，即委以军政，无所改更，众服晋有体，莫测其谋。惟恭结大将重晏等谋乱，晋觉之，杀其党，械送惟恭京师。晋在军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曰恭惠。

（注）　①排笮：排挤。②宣武：今开封。此时李万荣担任宣武节度使。③驺傔：骑马驾车的侍从差役。

韦昭度，字正纪，京兆人。擢进士第，累迁中书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从。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京，授司空。再狩山南，还次凤翔，李昌符乱兴苍卒，昭度质家族于禁军，誓共讨贼，士感动，乃平昌符。迁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书令，封岐国公。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以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敬瑄不内，诏东川顾彦朗与建合兵以讨，拜昭度兼行营招抚使。乃建幢节行城下，谕其众曰：“毋久闭垒。”敬瑄遣人詈曰：“铁券，先帝所命，若何违之？”淹半岁，始拔汉州。建绐昭度曰公暴师远出事蛮夷地方山东兵连祸结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还定之敬瑄小丑当责建等可办昭度信之请还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剑门，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称留后。罢昭度为东都留守。杜让能既被害，以司徒、门下侍郎复为平章事，进太傅。王行瑜求为尚书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后人臣无复拜者。郭子仪有大功，尝授之，固辞免，况行瑜乎？”乃更号尚父。行瑜怨。会用李磎辅政，而崔昭纬密语行瑜曰：“前公已为尚书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奸人务立党与，惑上听，恐事复有如杜太尉时。”行瑜乃与李茂贞数上书讥诋朝政。昭度惧，称疾，罢为太傅，致仕。行瑜、茂贞、韩建联兵至阙下，言昭度伐蜀失谋，请贬之。未及报，而行瑜收昭度于都亭驿杀之。天子不得已，下诏暴其罪。行瑜诛，乃追复官爵。许其家收葬，赠太尉。

（节选自《新唐书·韦昭度传》）

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风，徙为汝州郏城人。大历中，汴将李灵耀反帝务息人即授以汴宋节度留后灵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为援诏燧与淮西李忠臣讨之师次郑灵耀多张旗帜以犯王师，忠臣之兵溃而西。燧军顿荥泽，郑人震骇。忠臣将遂归，燧止之，忠臣乃还收亡卒，复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败贼于西梁固。灵耀以锐卒八千，号“饿狼军”，燧独战破之，进至浚仪。是时河阳兵冠诸军，田悦帅众二万助灵耀，破永平将杜如江等，乘胜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诸军战不利，燧为奇兵击之，悦单骑遁，汴州平。迁河东节度留后，进节度使。太原承鲍防之败，兵力衰单，燧募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造铠必短长三制，称士所衣，以便进趋。为战车，冒以狡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阵，遇险则制冲冒。器用完锐。居一年，辟广场，罗兵三万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封豳国公，还军。李怀光反河中，诏燧为河东保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与浑瑊、骆元光合兵讨之。于时天下蝗，兵艰食，物货翔踊，中朝臣多请宥怀光者，帝未决。燧以“怀光逆计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舍之屈威灵，无以示天下”，乃舍军入朝，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粮，足平河中。”许之。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固守，久攻所伤必众，乃挺身至城下见廷光。廷光惮燧威，拜城上。燧顾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来，功高天下，奈何弃之为族灭计？若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遂也。”未对，燧曰；“尔以吾为欺邪？今不远数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军皆流涕，即率众降。燧以数骑入其城，众大呼曰：“吾等更为王人矣！”浑瑊亦自以为不及也，叹曰：“尝疑马公能窘田悦，今观其制敌，固有过人者，吾不逮远矣！”

（选自《新唐书·马燧传》）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

（选自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