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之人，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至如闾巷之侠，砥行立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选自《史记•游侠列传》，有删改）

故鄞县尹许君遗爱碑铭

明刘基

至正十三年，岁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县尹许君卒于官，其配叶氏以栖归葬天台。越明年，鄞父考以董先生朝宗书，致乡贡进士杨君彝所为《行状》于刘基，愿立石纪君遗爱，请为之文。基于许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辄悲不能胜。董君使来趣文，曰:“鄞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为可以传信于人,子必速为之”乃为此铭。

君讳广大,字具瞻，世为天台人，少惟好读书，稍长，能属文。年二十五，登进士第，授庆元路昌国州判宫、婺州路武义县尹,所至以廉能闻。其为武义时，母卒，君奉丧归天台。服阙，如京师。时盗起海上，连步莫能讨，国家乃更严考课法，命大臣各举可都守、县令者，连及其赏罚。于是朝臣多以君荐。以庆元为渐东剧郡，且薄海，与鄞最密迩，乃奏君尹鄞。

君至，则先平其差役，与民约:以乡部大小分次第，较厚薄以均轻重，量远近以命程限。罢吏卒弗遣，有事则亲署于帖，俾都役相传递,令如约来。民视署缓急，如署至，同官或有为，而君有故不及署，则皆疑弗至，须君署乃至。民有讦讼无不听，必召使来前，亲与辨折，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后行，虽倦惫无所苟。狱讼租赋有下于乡,悉如前约。群吏皆旁睨束手立，无敢容一味，大府亦无敢托以私者。以故乡人咸得安业。于是新县学,复甬东书院,延师教子弟，月朔望必亲视廪膳，课讲业，阐明伦理,敦笃行义，优礼耆德,兴拔后进，鄞士习为之一变。

会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阃命供军实兵器，使者项领相望。庆元又树栅捍江，浚隍筑城，百役并作。君令人民均力从役,毫发不容有所私。事有所不可，即挺身陈利害，虽数忤上官意弗惮。无何，遂得罪于分省左丞,命君以军资入海,而不与之师。及诸军遇贼溃散，独责君，令偿所失物，欲致之死。鄞老幼皆号泣诣阃，诉帅为解,得稍缓。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复署尹事。未越月，那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顿于地,卒,年四十有六。

君为人厚重,寡嗜好,饮食衣服可而止,故能以廉终其身。处患难，人不见其忧,为政惟务以信义动人，使自效，不矫激立成名。卒之日,家无馀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