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形式，必须具有艺术的终极属性，即诗性，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当下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那样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宇、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谨慎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姜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创作者应谊“窥意象而运斤”。其实，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节选自仕永波《小说亟特提升诗性品质》）

漫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飞天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乾闼婆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音神，紧那罗意译为天乐神。他们原是印度古神话与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一对恩爱夫妻。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北凉到北魏，这是飞天的兴起时期。此时深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大体上是西域式飞天。北凉时期的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窟顶藻井装饰、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头上。其造型和艺术特点是：头有圆光，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耳饰环珰，头束圆髻，或戴花蔓，或戴印度五珠宝冠，身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由于晕染技法变色，成为白鼻梁、白眼珠，与西域龟兹等石窟中的飞天十分相似。初创时期，运笔豪放，着色大胆，显得粗犷朴拙。莫高窟北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范围扩大了。还画在说法图、佛龛内两侧。有一些洞窟里的飞天形象，逐步向中国化转变。飞天的脸型已由丰圆变得修长，眉清目秀，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头有圆光，或戴五珠宝冠，或束圆髻。身体比例逐渐修长。飞翔姿态也多种多样了，有的横游太空，有的振臂腾飞，有的合手下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朵朵香花飘落，颇有“天花乱坠满虚空”的诗意。

从西魏到隋代，这是创新时期。此时期的敦煌飞天，处在佛教天人与道教羽人、西域飞天与中原飞天相交流、相融合、创新变化的阶段，是中西合璧的飞天。莫高窟西魏时期的飞天，所画的位置大体上与北魏时期相同，只是西魏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特点的飞天，一种是西域式飞天。西域式飞天继承北魏飞天的造型和绘画风格，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香音神的乾闼婆抱起了各种乐器在空中飞翔；作为天乐神的紧那罗亦飞翔于天空。两位天神合为一体，成了后来的敦煌飞天，亦叫散花飞天和伎乐飞天。一种是中原式飞天。是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间，从洛阳带来的中原艺术画风在莫高窟里新创的一种飞天。这种飞天是中国道教飞仙和印度佛教飞天的融合：中国的道教飞仙失去了羽翅，裸露上体，脖饰项链，腰系长裙，肩披彩带；印度的佛教飞天失去了头上的圆光和印度宝冠，束起了发髻，戴上了道冠。人物形象完全是中原“秀骨清像”形，身材修长，面瘦颈长，额宽颐窄，直鼻秀眼，眉细疏朗，嘴角上翘，微含笑意。

从初唐到晚唐，这是鼎盛时期。唐朝时，敦煌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这时期的敦煌飞天已少有印度、西域飞天的风貌，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了。唐代前期的飞天具有奋发进取、豪迈有力、自由奔放、奇姿异态、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这与唐王朝前期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开放的国策、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唐代后期的飞天，在动势和姿态上已没有了前期那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和自由欢乐的情绪；在艺术造型上人体已由丰满娇美变为清瘦朴实；衣饰上已由艳丽丰厚转为淡雅轻薄；神态上已由激奋欢乐变为平静忧思。从五代至元代，逐渐走向公式化，失去了原有的艺术生命。

（摘自《寻根》2007年第2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