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刀马旦 周海亮

刀马旦腰身舞动，婀娜可人。花枪抖开了，啪啪啪，耍得人眼花缭乱，过瘾，透着舒坦。

刀马旦半年前调到省城，很一快成了剧团名角儿，舞台上刀马旦魅力四射，舞台下，却是沉默寡言。她不主动找人说话，你问她话，也是爱理不理，心不在焉。这让常和她演对手戏的那个武生，心痒得很。

下了班，武生时她说，回家？她说，回家。武生说，一起喝茶？她说，谢谢。武生说，只是喝杯茶，去还是不去？她说，不了，谢谢。人已经飘出很远。武生盯着她的背影，恨得牙根直痒。第十三次碰壁，窝囊。

武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舞台下，他是一位绅士。他恰到好处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除了请她喝茶，他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他知道刀马旦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听别人讲过。他还知道刀马旦的丈夫曾经试图结束他们的婚姻。他只知道这些。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甚至，没有人认识刀马旦的丈夫。

武生三十二岁。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可以等，哪怕长久。

有几次，武生感觉舞台上的刀马旦，非常疲惫。他把大刀劈下去，刀马旦拿枪一迎，却并不到位。有一次，武生的大刀，险些劈中刀马旦的脑袋。

武生问她，没事吧？她说，没事。武生说，一起喝杯茶？她说，谢谢，以后吧。人已经飘出很远。武生摇摇头。以后？那是什么时候？

剧团去外地演出，晚上，住在一个乡村旅店。累了一天，所有人睡得都香。夜里武生被一股浓重的焦糊味呛醒，他发现到处都是火光。武生和其他人拥挤着往外逃，场面混乱不堪。武生数着逃出来的人，突然大叫一声，再次冲向火海。他摸到刀马旦软绵绵的身子。他把她扛在肩上。他的头发上着了火。他摇摇晃晃地往外跑。他一边跑一边哭。人们头一次看见武生哭。人们惊叹一个男人，竟会有如此多的眼泪。

武生和刀马旦坐在茶馆喝茶。刀马旦说对不起。武生摸着自己被烧伤的脸，什么对不起？刀马旦说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可是不可能。武生说我可以等。刀马旦说等也不可能。武生说我抱抱你吧。马旦说好。武生就抱了她。武生说我吻吻你吧。刀马旦说不要。武生说我真的可以等。刀马旦说真的吗？武生说真的。刀马旦说，好。星期天，你来我家。

武生敲刀马旦家的门。只敲一下，门就开了，像是等待很久。刀马旦披挂整齐，完全是演由时的行头。正愣着，刀马旦拉他进屋。于是武生看到一个男人。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正躺在床上，歪了头，对着他笑。男人说原谅我不能给你倒茶，让玲儿帮你倒吧！刀马旦就给他倒一杯茶。男人指指自己，动不了，这狗屁身子！男人抱歉地笑，不能去捧玲儿的场，只好在家里看她演……可苦了玲儿了。男人的脸红了，有了腼腆害羞的样子，与瘦长的满是胡茬的轮廓，很不协调，

刀马旦开始舞动腰身，碎步迈得飘忽而稳当。花枪抖开了，啪啪啪，耍得眼花缭乱。录音机里传出锣鼓齐鸣的声音，小小的客厅，便仿佛涌进千军万马。刀马旦一个人指东打西，很快，那施着淡妆的脸，有了细小的汗粒。

武生两个空翻过去，和刀马旦并肩作战，试图击退并不存在的敌人。刀马旦朝他笑笑，不等了？武生说，不等了。刀马旦说，真的不等了？武生说，不等了。

男人鼓起掌来。那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演出。

（有删改）

从传统道德的观点看来，文以载道，文学作品承担着教化的使命，而市民文学，则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现代文化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市民文学走出了边缘，大放异彩。到了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学猛烈抨击大肆泛滥的市民文学，市民文学遭到重创，新文学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居于正统的地位。

民国时期的小报，用游戏的文字描绘出市井的众生相，以近现代都市中消闲趣味为主旨，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小报文学，是一种市民文学。正是因为如此，小报文学成为新文学抨击的对象。以上海小报为例，面对新文学的攻击，小报文学也做出多方面的调整，由排斥、抗拒，到逐渐接受、认同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文学就非议小报文学的创作。小报文学虽然不以为然，却无法从正面做出反击，因为它以娱乐大众为宗旨，艺术水平与新文学相比，固然是相对粗俗一些。所以，小报文学只能避重就轻地进行回击。小报文学先是从道德层面上讽刺新文学宣扬“不孝”，再攻击新文学倡导的“自由恋爱”是“自由性爱”，又说新文学半欧化的语言犹如天书般晦涩，甚至嘲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说胡适迷信“赛先生”，但常年的旧患糖尿病最终是让“腐败”的中医给治好的。小报刊登的这类反击新文学的文章，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学理论支持，大多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游戏之作，很少有使人信服的作品。即使有的小报作家注意到新文学否定传统的问题，也只是流于表面地批评几句，指出新文学家倡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强词夺理、矛盾百出，但是如何无理、如何矛盾，小报并没有给出深入的解释分析。

尽管小报文学和新文学曾经水火不容，但在1927年前后，新文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不再批评指责小报文学。小报文学也开始重新认识新文学的价值，重新评估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小报在讨论什么是不朽的作品时，认为新文学中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是真正的不朽之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小报文学提出新旧调和的理论，寻找到与新文学调和的可能。所谓新旧调和，即新文学源出于旧文学，新旧文学各有优点和局限，可以相互沟通。小报指出，凡是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新旧调适的结果，张恨水和张爱玲是新旧文学调和得最好的作家。尤其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融新旧于一炉，描写细腻胜于新文艺小说，布局精细又不落旧小说的窠臼，是最优秀的作品。到了20世纪40年代，小报文学更是融合文言和白话，每一份小报在同一个版面上，都同时刊登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写成的文章。可见，与当初对新文学深恶痛绝相比，此时的小报文学逐渐向新文学靠拢。

小报文学之所以愿意接近新文学，在新文学面前甘拜下风，实际上是顺应新的文学格局的需要。小报文学意识到，新文学自面世起，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坛上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对新文学星星之火势必燎原的趋势，小报文学如果仍然顽固抗拒，最终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所以，面对文坛的新格局，小报文学只好重新定位自己与新文学的关系，以求继续生存。

（摘自2018年《看历史》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