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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非暴力者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即便在国大党内，也难找到支持者。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截了当地告诉甘地：“你是全心全意地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24日，甘地发表声明：“如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个刊物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被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底，共计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三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分派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出发便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开群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四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志愿队，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长期住在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甘地这种做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战火直逼印度国门。面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2月23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我的责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议，免除了甘地的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推荐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节选自《甘地传》，有删改)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极端非暴力者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即便在国大党内，也难找到支持者。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截了当地告诉甘地：“你是全心全意地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24日，甘地发表声明：“如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个刊物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被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底，共计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非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三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分派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出发便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开群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四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志愿队，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长期住在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甘地这种做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战火直逼印度国门。面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2月23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我的责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议，免除了甘地的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推荐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节选自《甘地传》，有删改)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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