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谈及古建资源保护的不足，当然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与现实原因，资金不足、产权纠纷等等。但一切事在人为，就古建保护而言，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当是摆正意识的问题。讽刺的是，与大量传统古建筑、古村落遭致冷落相比，当前不少地方在修建仿古建筑、挖掘地方历史资源上，似乎又并不缺乏热情与投入。这再次反映了古建筑的保护，可能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于古建历史价值的认识不足，自然会影响到地方在投入上的偏好。事实上，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强化古建保护，也是为地方的未来进行投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古建筑、古村落的稀缺性将愈发突显，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还是历史文物资源，其价值都将提升。梁思成有言：“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反之，无视古建筑价值，肆意毁坏它们的代价，越往后也将越发体现出来。

（摘编朱昌俊《莫让古建因缺乏保护意识而消亡》，《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

材料二：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明清时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在中外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其中包括苏州园林、辽宁牛河梁遗址、丽江古城等，平遥古城没有被列入书面推荐名单。郑孝燮拍案而起：“为什么平遥不能进入名单？它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汉族文化，贯穿着封建礼制的规范，形成了讲求方正、对称、中轴、主次及等级关系的城市布局形制，并特别突出了晋中地方民居的建筑特色。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么？我们中国这样有特色的古城已经不多了。”

他还引用了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保持古城特色的平遥县城规划》一文中的题言：“妥保斯城，务使旧城新貌，两不干扰。”郑孝燮的这些观点得到了赞同，平遥古城得以被申报，并最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摘编自《百年风雨护古城——追忆“古建卫士”郑孝燮》，《光明日报》2017年1月26日）

材料三：

在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上，当前我们主要应该警惕认识上的大问题，认为保护世界遗产，经济效益就大大地有了，“摇钱树”的思想很明显。在这样的认识下，势必就会出现开发利用过度，或者错位利用，忽视保护，不断出现建设性破坏的种种问题，甚至有的世界遗产竟然搞出股票上市，或者转包、出售经营权等等非常错误的做法。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有识之士，尤其需要“有识之官”。当然，这里面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也有个立法约束的问题，现在我国保护世界遗产的法律还不够完备，各地还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议政与建言”周刊郑孝燮建言2017年7月1日）

材料四：

在新兴城镇化大迈进的当下，城市拆迁有指标，古建筑保护无指标是普遍现象。事实证明，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现存古老建筑的数量和漫长的历史惊人地不成比例：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最著名的山西应氏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在中国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建筑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比例极低，今天依然能够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数。随着大量西方风格的摩天大楼、住宅社区日益遍地开花，如何保护古老建筑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葛剑雄近日撰文指出，保护古建筑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古建筑保护依然困难重重。相较国外，现在有许多国家在古建筑保护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古建筑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是文化灵魂的殿堂，是不同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古建筑给予我们现代人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文化的传承，还有一个民族灵魂的寄托和自信心。古建筑保护于你，于我，于任何人都是一种历史责任。

（摘编自《如何处理好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建筑网”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