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世界、人生与艺术

《红楼梦》中有三重世界，一是生活世界，一是艺术世界，一是哲学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混杂酸甜苦辣，历经生老病死。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佛学盛行。自王阳明之后的晚明直至清代的佛学传播，使得民众接受了这样的宗教观念：人生在世，必须相信净土、不断修行，才能超越轮回，达到清净世界。曹雪芹正是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红楼梦》的生死观。

这个介于儒道之间、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恒常，充满起伏跌宕，悲欢离合。宝玉和黛玉有前生的夙缘，他对她有甘露之惠，她对他怀报答之心，今生相逢本该天生一对。然而，无端忽来一宝钗，德容言工，无不胜之，又扶“金玉良缘”之势，使得黛玉在与宝玉交往中常感到不安，宝玉也常有“好景不长”的预感。不仅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变，周围人的福与祸也在变。“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荣宁两府就是如此。贾敬信奉道教，却因为吃了金丹烧胀而死。元春封妃省亲，富贵已极，“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却也埋下了败落的种子。贾家鼎盛之时，“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可到第七十五回，尤氏在贾母那里吃饭，饭不够吃时丫鬟却给她盛了下人吃的白粳米饭，荣国府已显窘态。最终，两大家族走向衰败与崩溃。

第二重世界是有情世界，它更接近于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标准，不是金钱，而是缘分和情谊。人在红尘中有情，这情是自然生发出来的。虽然世界无常，但情支撑着世界。宝玉“情不情”，对花、鸟、月亮、星星无往不情，甚至对父亲小书房里一轴美人图都想去探望抚慰一番。他怜香惜玉，爱袭人、晴雯、龄官、芳官等姑娘们，最后钟情于林黛玉。一位意大利汉学家说过，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细腻的感情，这些情因远近不同而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是情的出神入化构成了变化，构成了悲欢离合，构成了艺术美感。这就是变化中情的美。

第三重世界是虚空世界，既超越有情世界，又是隐藏其后的恒定的价值观。道家讲究清净无为。佛家讲究一方净土。它们都主张没有情感牵累和兴衰变化，超脱悲欢喜乐，追求悟性的化境。相对于有情和变化，这种价值观是一个恒定的真相。有情世界则是对虚空实境的偏离。从佛家来说，比如唯识宗，它的种子叫作染识，其变化就是从无染到有染，这么美好的净土还会变成无常的人生。从道家来说，原始为太和，打破太和才产生出人生的发展和困境，而人只有净化欲念，才能恢复平衡。因此，《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有情世界、无常世界的一个平衡。曹雪芹精心安排了太虚幻境这一原始点，使小说在演示了荣辱兴替后通过悟性来抵达虚空世界。

这个世界里没有落花，没有变化，没有忧愁，也不惧时间。一切圆满无缺，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飞来横祸，更不会有猜疑和背叛。然而，有深意的是，你必须舍弃了“实”的现实世界，舍弃了“情”的有情世界，才能抵达这个凭虚凌空、有大自在的虚空世界。但“实”与“情”是极难割舍的，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做到，小说中真正了悟的可能只有宝玉一人。

（摘自《光明日报》张惠《〈红楼梦>》的世界、人生与艺术》）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