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写意性

戏曲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因而是“表现性”的艺术。它不像西方写实戏剧那样对生活动作进行直接模仿，而是经由节奏、韵律、姿态对生活动作进行加工、抽象、美化之后，再用它来表现生活，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拉开了距离。

西方美学以逼真为美的极致，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都高度体现了这一原则。古典主义将这种原则充分运用在戏剧之中，高乃依《论三一律》说：“戏剧作品是一种摹拟，说得确切些，它是人类行为的肖像；肖像越与原形相像，它便越完美，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理念最终导致了自然主义戏剧的泛滥。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却尽量避免因注目于对事物的逼真摹仿而丧失了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提醒人们要防止“谨毛而失貌”。与西方美学“模仿说”以物为主、心附于物、强调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服从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兴说”强调人心对于外物的感应，重视人的感觉和诉诸联想，追求心物交融，也就是强调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追求“不似之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欣赏一幅画只注重运笔是否气韵生动，可能并没有留心它是否逼真，这就叫做“得意忘形”“貌离神合”。

戏曲对于生活的撷取是极具选择性的，重在揭示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心情与心境，重在将人物可喻不可即、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状态，通过比喻、象征、对比、夸张等手法表现出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从而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昆曲《荆钗记·上路》中钱流行失去女儿后，女婿接他前去同住，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春天景色，嘴里唱出来的却是“景萧萧”“古树枯藤栖暮鸦”的意象、“自叹命薄，难苦怨他”的心境、“叹衰年倦体奔走天涯”的凄苦。把人物的主观情感同客观景物揉为一体，客观景色经过人物感情过滤之后转换了寓意，从而表现出特定环境中活动着的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戏曲叙事抒情的情景交融效果。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思想是一种需要

杨海文

一个根本不会思想的人是幸福的，不过，这种幸福是植物人一样的幸福。一个从来就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是悲哀的，因为他的心灵总是被别人奴役着。只有会思想、有着自己的思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思想使得我们的心灵不断丰盈，使得我们的意志不断坚强，使是我们的人生不断成熟，——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变得崇高起来。只要我们真实地活着，思想就是我们享受生命之轻的一种需要。

虽然我们都能思想，但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思想家。真正的思想一定卓尔不群，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受难者。因为鄙视明哲保身的“智慧”，因为鄙视过河拆桥的“精明”，真正的思想家在生活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误解和非议。忽视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是对这个思想家的侮辱。误解乃至非议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倒是正常的；然而，除了误解和非议，难道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就不能拒绝布鲁诺式的殉难？

工于算计的人会把思想变成商品，他们也摇身一变成了思想家。他们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但他们关心的不是思想，而是以思想家自居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那群巴黎人：“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缩减到跟时兴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思想是一种美丽的享受，但无时无刻在炮制思想的人是自讨苦吃。思想者绝对不是胡思乱想，一个真正的思想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只有在不断咀嚼和品味中，方能展现思想的无穷魅力，——只有在实践中咀嚼，只有在苦难中品味。离开了汗水和泪水，任何思想都是虚假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当思想的勇气产生于存在的命令之后，命运的语言将会成熟。”“思想”到什么程度，是因为“实践”到什么程度。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从来不会兜售无所不能的思想，在耕牛和马达拖出的历史中，没有思想神话。思想有自己无法逾越的边界。在“思想”这个词里，积淀了数不清的愉悦与悲伤，一个人的，一个民族的，以及整个人类的。也正是由于经受不住这份诱惑，我们开始了一生的思想。

（选自《随笔》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