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却更多停留在工匠和下层民众的劳作技艺层次，未能成为精致的文化，并因此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谈及。人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反映的就是社会主流思想对技术的忽视；《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不见得就是韩愈的想法，但是至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状貌。事实上，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技术比之前人们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一般而言，一种技术正在发挥其作用时，往往处在一个“自我隐蔽”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戴的眼镜，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的眼睛所注意到的。我们的胃、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重要。只有胃疼了、病了，我们才会在它的存在而外，感觉到它们是比较重要的人体组织。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或越是健康的组织，我们可能越是注意不到它。庄子所言“得鱼忘筌”，收获了鱼，就忘掉了捕鱼的工具，大概也就是对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世象的解说。因此，人们一般习惯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一些不自觉就会隐退的旁枝末节，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不管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学术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不太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恰恰是不必诉诸外部经验即一般技术的。它们只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那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技术操作者往往置身社会底层，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的理解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技术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一直将思想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就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更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一滴水就可以把它压弯，所以人很渺小；然而他又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因着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尊严，成就伟大。

近代以来，一些传统开始慢慢改变。曾经作为人类思想的“外在者”的技术，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其实，技术恰恰是思想的一种显性延伸，技术凸显了思想的可贵与成熟。也正因为如此，技术的长足进步，也就仍然有赖于人类思想的深入和发展。

心壶

司马攻

古语道“玩物丧志”，但我管不了许多，我玩古董玩了三十多年，越玩越有兴致，打从去年退休之后更是成为古董迷，尤爱收藏小茶壶。

有一天我到“越沙攀”佛寺去礼佛；在寺里方丈室的一个古老的木橱中，见到了五把造型古朴的名贵小茶壶。我心一动，就和佛寺的住持巴空大师交谈起来，聊古说今，谈得很“投机”。从此我便经常去找巴空大师。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和巴空大师的往来，主要是看在那五把古老的小茶壶份上。

几个月后，我花了二百铢在“耀华力”茶行买了一斤“乌龙茶”。又以八十铢买了一把宜兴出品的新制小茶壶，兴冲冲地向“越沙攀”佛寺来。

“大师！我特地拿来一把新的小茶壶，换一换橱中的一把旧茶壶。还有一斤顶级的乌龙茶送给大师。”我一面说，一面打开橱，将新制的小茶壶放在橱里，随手将一把古老的小茶壶拿出来。

巴空大师瞪着眼看一看我的脸，我急忙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早已备好了的、其中放有一千铢的白信封放在桌上：“大师，还有一千铢善金奉献。”

大师眼一闭，不说什么。我自言自语了几句，就拿着那把古朴的小茶壶回家了。

我以新茶壶四把、乌龙茶四斤，外加现金四千铢，在三个月内换到了四把名贵小茶壶。

方丈室里木橱中的第五把小茶壶，我当然是不会放过的。一天，我重施旧法，再往佛寺里去，走到木橱前，心中吃了一惊，橱中的第五把古老小茶壶不见了，代替那把茶壶的是跟我所买来的一模一样的新茶壶。一定有人依样画葫芦，用我的办法，换去了名贵小茶壶，我真后悔我来迟了！

“大师！是谁将另一把旧茶壶换去了？”

巴空大师把眼睛睁开：“颂吉施主，这个纸盒送给你，你拿回家去吧！”巴空大师以手指着桌子旁边的一个大纸盒，说完后又闭眼入定了。

我回到家里，把纸盒打开，我的心几乎要跳了出来。纸盒里放着四把宜兴出品的新茶壶、四斤乌龙茶、四个里面各放有一千铢的白信封，还有我想得到的那把名贵小茶壶！

晚上，我整夜没睡，我不需付出什么就得到了五把名贵小茶壶，而这五把小茶壶整夜在我脑中转来转去。

第二天，我带了那五把名贵小茶壶到“越沙攀”佛寺里去。巴空大师又在入定。我将五把小茶壶轻轻地放回木橱里。

“颂吉施主，橱中有没有壶，是新的还是旧的，这对于我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你……对你可能很重要。”巴空大师的声音在我背后传来。

我一转身，双手向巴空大师合十为礼，低下头来坐在巴空大师身旁：“大师！是的，很重要，这五把小茶壶对我一生很重要，我是真真正正地得到了五把小茶壶。”

我离开了佛寺，心中想着：“得失只在一念之间，失去的可能就是得到的。我虽然有不少古董，而永远留在我心中的是那五把小茶壶。”

（选自《小说界》）

材料一：

目前，微信已经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通信形式。免费是其吸引使用者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国内手机通信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微信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用户的某种需要。微信与其他即时通信形式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用户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它使信息的传播主体更加精确。在双方交流过程中，信息仅仅会在双方的移动终端上出现，其他用户无法在自己界面获知。这种私密性特征保证了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始终拥有话语权，从而能够主导交流内容及进程。微信传播不仅有即时性的特点，又可以实现差时浏览信息，从而使传播更加便捷自由。用户发送图片和文字信息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信息都能够到达对方通信终端上，这就使得多数商家也利用微信进行精准营销。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微信在聊天、朋友圈之外的其他功能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日前，“微信之父”张小龙表示希望每一个微信用户都尽可能减少使用微信。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为一天的开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结束。

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认为，人们的社交圈是一个包括内核圈、外层圈的分层结构。内核圈是由强关系组成的紧密圈，外层圈是体现弱关系的一般圈。某个手机微信名单可能包括几百人或几十个群，其中也有不认识的人，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每天要花数小时看完每一条更新的朋友圈状态，得到的大都是碎片化信息，信息过剩使不少人产生了焦虑。

有时用户在微信群中需要绞尽脑汁提出点新的话题让大家来接，因为他很怕自己变成群聊的“终结者”。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让我们变得无比强大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极其脆弱。另外，微信朋友圈也会带来“社交绑架”的隐忧。你必须要对朋友圈的一些人给予回复、点赞、投赞成票等，你不说话或不配合就会显得不太合群，所以只能附和。

（摘编自《微信症候群正在袭来》)

材料四：

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知识反而成了稀缺品。得到信息，没转化成知识；得到知识，没转化成智慧。电视媒体、熟人社会、户外广告信息、手机短信、微信、电脑互联网正在谋杀你的工作与私人空间，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甄别信息和利用信息需要智商。

现在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信息反应不良与信息焦虑症。你厌恶信息，却又离不开它。你想摆脱信息社会，却被缠缚得越来越紧。我们曾经向往知情权，但更加渴望拥有信息社会里的不知情权。大多时候，我们滥用了知情权。我们个人的内存有限，不是每个人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管理与消化系统，谁也不能把别人当作信息垃圾箱或信息垃圾站。

(摘自《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