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红石峡记

梁衡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如巴黎之大铁塔，北京之天安门，上海之黄浦江。在榆林则是红石峡。峡在城北三里。正大漠北来，浩浩乎平沙无垠，忽巨峡断野，黄绿两分，奇景突现。

峡之奇有三。一是沙中见河，曰榆溪河。此大漠之地，人常以为黄沙漫漫，旱象连连。殊不见，却有一河无首无尾涌出沙中，绿波映天，穿峡而过。二是山色全红。大漠有峡已自为奇，而石又赤红，每当晨曦晚照之时，两岸峭壁危岩，就团团火焰，接地映天。三是峡中遍布石刻。刀凿斧痕，题刻满山。这是它的迷人之处。

自秦汉以来，榆林即为北疆要塞，红石峡天险其北，镇北台雄视其上，历代征战以此为烈。将军战罢归来，弹剑呼酒，分麾下炙，长烟落日，悲笳声声。于是便削石为纸，振河为墨，银钩铁划，直抒胸臆。个中人物，最知名者有二。

一是清代名臣左宗棠。清朝后期，列强瓜分中国，英、俄染指西北，左于同治五年受命陕甘总督。其时，朝中正起“海防”、“塞防”之争。投降派谓塞外不毛之地，不值经营，更欲放弃新疆，任其存亡。左力排谬说，以陕督之职筹粮备饷，又领钦差之命，提兵西进，一举收复新疆，固我中华万世之基业。其用兵之时更植树千里左公柳，春风直度玉门关。他的老部下刘厚基时任榆绥总兵，就向他为红石峡求字。他即大书“榆溪胜地”。左宗棠在陕甘经营十多年，雄图大略，边情难舍。这四字虽赞榆溪，却更赞西北。观其书法，用笔沉着，结字险劲，雄踞壁上，隐隐肱股之臣，浩浩大将之风。还有一位，是抗日名将马占山。马曾任东北边防军师长，黑河警备司令。1931年率部在黑龙江打响抗日第一枪，后受排挤，移驻西北，一腔热血，报国无门。他1941年来游此地，眼见祖国河山破碎，愤而连刻两石“还我河山”。其字笔捺沉重，深陷石中，说不尽的臣子恨、亡国痛。石峡中这类慷慨激昂文字还有许多，如“巩固山河”、“威震九边”、“力挽狂澜”等，皆横竖如枪戟，点撇响惊雷。，今日读来仍虎震幽谷，风卷残云。

中国之大何处无峡；峡多刻石，何处无字？然红石峡正当中原大漠之分，蒙汉农牧之界。北望牛羊轻牧而白云落地，南眺稻粱初熟又绿浪接天。地老天荒，沉沉一线，地分绥陕，史接秦汉。呜呼，收南北而融古今，唯此一峡。其全长300米，南北走向，东西两岸，一川文字 ，满河经典。除述边关豪情，还有写风光之秀，如“蓬莱仙岛”、“塞北江南”；写地势之险，如“天限南北”、“雄吞边际”；有感念地方官吏的治民之德，如“功在名山”、“恩衍宗嗣”；有表达民族团结之情，如“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等，各种汉、满文字题刻凡200余幅。好一部刻在石壁上的地方志，一枚盖在大漠上的中国印。正是：

赤壁青史，铁铸文章。大漠之魂，中华脊梁。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 昕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人。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2013年10月22日，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创始人，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1932年初，20岁的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邓之诚。他们不仅培养了侯仁之扎实的史学考证研究功底，更根据他的学术兴趣，将他一步步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中断学术生涯的侯仁之投身抗战中，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

抗战结束后，侯仁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达比教授学习。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从此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逐步创立。

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实践从北京开始。北京是侯仁之最为熟悉的城市，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的博士论文就曾细致地探讨了这座古城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而随着对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深入，他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的地理原因，以及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位北大新生入校后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直至82岁高龄，他还为学生开设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冰立方

科学家正在南极冰下架设一部大型望远镜，这部被称作“冰立方”的设备将能为科学家提供一张地球铁核图片，描绘出这个靠近质量更轻的岩石外壳的地核的大致轮廓。“冰立方”是一个国际科研项目，由美国等数个国家和基金会发起和执行。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设计的目的是用来探测被称作中微子的亚原子粒子，这种物质让人捉摸不透，但它们很容易穿越行星体。这个设备由数千个探测器组成，最终科学家将把它放进一个1立方千米的冰块中。这些探测器的镜头对准下方，用来监视与众不同的蓝色闪光，这些闪光意味着一个中微子已经成功从地球中逃逸出来，受到南极冰层的阻挡。“冰立方”还能当作行星扫描仪。一些中微子拥有超过10万亿电子伏特（比普通的核辐射能量高数百万倍）的极高能量。这些高能粒子并不是十分光滑，它们中的大部分将被地球的铁和岩石层挡住去路。天文学家希望发现来自遥送的天体的中微子光束，随着地球旋转，他们将能利用“冰立方“对它们进行监控，扫描光束穿越行星的路径，从而揭示这颗行星的结构。然而，“冰立方”的前辈，一台被称作AMANDA的中微子望远镜很不幸，它无法看到这些遥远的中微子。这样看来，这些中微子发出的光线一定非常暗淡。“冰立方”可以利用高能粒子与其他宇宙射线相撞在地球大气中产生的中微漫射来解决这个难题。地核密集的铁元素应该比它周围的岩石层吸收更多这种大气中微子。因此通过地球背后明亮的光线，“冰立方”应该能看到从黑影中凸现出来的地核，就像X光照射下的一根骨骼。另一个叫KM3NeT的大型中微子望远镜（计划用来对地中海的深水进行探测）将为我们提供其他方面的信息。原则上说，用这种方法探测地球的内部，至少将比用常规方法的视野更加清晰，科学家通过测量地球的波动，推测出地核的形状。

然而，中微子的光线非常暗淡，因此制作地核图片的过程会很缓慢。利用“冰立方”进行十几年探测后，这些科学家计算出地核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但是观测任何有关地核与它的覆盖物边界的详细资料，将会花费更长时间，或许还需要一个更好、更大的中微子望远镜。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史蒂文森指出，科学家已经制作出大量更加详细的图片，用来分析震波穿越地球的过程。“我是中微子地球物理学的一名支持者，但是科学家在几十年内可能无法从这方面受益。”

（选自《科学大观园》，有删改）

发展属于哲学的抽象范畴，也属于应用型的政策实践。从学术源流看，理查德·勒纳认为，从最根本上讲，发展“意味着结构在一定时间之内发生的系统的和延续性的变化”。约翰·桑特洛克则认为，发展是“变化的图式，从胎儿期开始，贯穿生命全程。发展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成长，虽然也包括衰退”。在黛安娜·帕帕拉等人看来，发展涉及“变化和稳定性”两个方面，发生在各个范畴或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概括来说，发展的本质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必须具备三种主要特征。

第一，从空间上看，发展是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只有在同一系统、同一领域、同一结构、同一范畴内的变化，才可纳入发展的范畴；混乱的、分散的、随机的、无秩序的变化则不具有发展的属性，不能归入发展性的变化之中。第二，从时间上看，发展是具有延续性和关联性的变化。所谓延续性的变化，就是指“在较迟时间点上观察到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先前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且后发生的变化的可能范围还会受到先发事件的限制”，强调变化在时间上的先后性和彼此间的关联性。时间上的延续与结构间的关联，是发展性变化在时间上和关系上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意味着事物或结构“在一段时间之内发生的系统的和延续性的变化”。第三，从结果上看，发展是提升事物或结构自适应性功能的变化。发展是事物或结构带有积极效应的变化，意味着会使事物或结构提升自适应功能，体现出事物或结构的进步性。发展性的变化是有方向性的，体现在顺应生理发展、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等发展规律；发展性的变化是内部效应与正外部性的结合，在提升自我发展的同时又会对群体和社会有利，形成一种积极的共生效应。

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角度看，发展就是在一定时间之内事物或结构发生的有着内在联系的、表现出系统性和延续性的、呈现出相关性或因果性的、具有自适应性功能的进步性变化。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发展意味着进步性的变化，尤其是意味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确认的带有进步意义的、或者符合社会主流文化所期待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化。

从人的生命历程发展看，老年期的衰老甚至死亡也是人类发展进程的必经阶段和表现形式，衰老甚至死亡也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有的发展图式。进入中年期，人的发展在生理方面开始进入衰退进程，但认知发展、社会情绪发展等方面仍在不断向前推进。相比青年发展或中年发展，老年人在各方面均开始进入衰退过程。老年发展的参照系发生变化，参考的对象不再是青春期或中年期的发展表现，更多的是老年人对社会的自适应能力，是超越年龄阶段的生理发展、认知发展和情绪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