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了王小谟，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诵——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几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十几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倒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其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2年，王小谟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和他们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删改)

一个人的突围

张华

张謇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异类，是思想和行动的“先知”。“先知”往往意味着孤独，意味着不被理解，意味着遭遇世俗的非难和抵制。无论是形而上的思想，还是形而下的实践，张謇一生都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惨烈无比的突围。张謇，一介书生，常常独自以横刀立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科举考场是他人生突围的第一个战场。初次参加州试，张謇名列百名之外。先生宋蓬山训斥道：“就算一千个人去考，如果录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那就是你！”张謇羞愤交加，回头就在屋子里都贴上写有“九百九十九”的纸条。睡觉时，他用青竹板将辫子夹住，身体一翻转，辫子牵动头皮就疼醒了，看到满眼都是“九百九十九”，立刻爬起来点起油灯读书，每夜必“尽油二盏”。一次次“卧薪尝胆”，张謇不仅中了举人，而且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但后面的科举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从16岁到42岁，张謇的科举苦旅历经26年，直至42岁第五次进京应试，才大魁于天下。

如果张謇止步于科举上的成功，满足于高官厚禄的前程，中国不过多了一个幸运的读书人，多了一个光宗耀祖的官员，但他没有，他在酝酿着一场更为精彩、更加宏伟的突围。

张謇高中状元之时，正值列强环伺、民族危亡的时代，他审时度势，毅然辞官回乡，“遁居江海，自营其事”。张謇远离官场并非出于文人的清高或英雄迟暮的消极，而是以强国拯民为己任，将一腔“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爱国情怀，书写在江海大地。

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很多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抱有历史偏见和民族情绪，抱残守缺，张謇却表现出难得的气度和远见，将“国学”和“西学”融会贯通。为探究“明治维新”后日本一跃而成东亚强国的原因，1903年4月，50岁的张謇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大阪博览会展示了日本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当时电灯等电器在大清国尚属罕见，而日本已经极其普遍了。这令张謇大开眼界。在日本考察的两个多月中，张謇先后8次前往博览会参观。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回国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突围开始了。

在张謇的倡议和推动下，我国第一个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成功举办，吸引了30多万人的目光，展览会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宏大计划也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有序推进。

张謇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生集团旗下超过70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难能可贵甚至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还在于，这些企业组成了产业链上下游纵向联系和相关产业横向联系的经济生态网络。1920年张謇筹建了南通绣织局，并在美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设立分局和办事处，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筹建张謇纪念馆时，人们赫然发现，因张謇创办实业的门类太多、成果太丰，竟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体系加以概括和划分。一个人的业绩让后人连概括、分类都颇有难度，当年创办之时的艰辛可想而知。

张謇依然抱持着“兼济天下”的士人梦想。他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大生集团，他追求的是整个南通地区的均衡发展。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成为万人瞩目的“全国模范县”，给了很多人一个梦想的现实参照和慰藉。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注，却标有“南通”这个小城。

“文革”期间，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穴，开棺后，发现内中仅有礼帽一顶，眼镜一副，折扇一柄。这一刻，张謇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人格突围，这次突围深深感动了后人。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一生，不断突围。

(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