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正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七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城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

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日本经济新闻》称，福建宁德时代在2017年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销量从2016年的6.8吉瓦时增加到11.8吉瓦时。比亚迪亦不甘落后，到2020年其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将扩大到60吉瓦时，这一数字相当于2017年中国总产能的一半。报道援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半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半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C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二:国内动力锂电企业产能规划明细（GWh）

注:GWh为电功单位。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

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但金属为阴极、石显/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鋰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但离子技术可能会被理空气、但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鋰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埋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钢，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材料一：

2017年3月，由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与搜韵网站共同打造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仅两天，网络点击量就达220万次。登陆平台，点击诗人名字，就可看见他一生行迹的文字版和路线图，点击路线图中的任一个地点，能看到他在这里的生活轨迹，留下的作品，该平台利用大数据打造了一张“文化版”中国地图。这之前，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利用过大数据，该地图第一次通了历史的时空隔阂，将唐宋诗人请出了“格子间”。

这并非王兆鹏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文学连接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他就利用大数据给唐诗宋词排名次，结果遭到一片骂，但王兆鹏却还是选择相信数据，他觉得在将来的文史研究中，作品的好坏评价“必须要有数据作支撑。”该地图还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关注，哈佛大学相关项目组也发来邮件，希望合作共享数据。

（摘编自翁佳妍《用一张地图，将唐宋诗人请出“格子间”》）

材料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据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越多，人们做出的分析就越多；人们分析得越多，制造的烟幕弹也就越多。因此不能单看数据的表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美国交通部关于关于对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的飞机晚点率统计分析为例：

图1：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晚点率对比

图2：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在西海岸五大机场航班晚点率

自1987年起，美国交通部就要求航空公司上报每个月的晚点记录。在最近的报告中，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是表现最好的一家，晚点率最低。在竞争对手纷纷倒闭的情况下，形势一片大好。但1991年的夏天，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却宣布破产，这与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有关。

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时只关注四个对象：客机、到达机场、客机数量和晚点频率，而忽视了天气条件、载客率等，又加之在统计平均数时，对某些指标进行过度加权后，两个公司的平均晚点率就完全走向了反面。

（摘编自美国冯启思《对“伪大数据”说不：走出大数据分析与解读的误区》)

材料三：

近日，《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据介绍，《方案》旨在运用大数据概念和技术创新农业监测统计工作的思路和办法，推动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环节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口试点省份包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当前由于农业数据的共享开放不足，导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量存在。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认为，充分利用大数据对农业生产要素实行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摘编自《<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公布：打破信息孤岛共享涉农数据》）

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类需求日益增长，一是方兴未艾的建筑业所需劳动力，二是日益繁盛的各行业所需从业人员。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户籍管理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虽然史书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义，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中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功人”等。

除了建筑业，外来人口更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李白的<少年行》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中的胡姬是西域来的胡人女子。唐后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长安城的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日益繁盛。这些行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大，容易生存，大量外来人口充溢着这些行业。

唐朝对这些人口到底如何管理，虽未见出台严格的措施，但通过官府颁布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条文，可知总的趋势是限制逐渐松弛：一是唐德宗时推行的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旧唐书》），居住地原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也使国家有可能重新掌控大量流失的人口；二是坊郭户成为城墙内及周边附郭居民的正式称谓，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也成为有别于乡村户的主要标志。这一制度在北宋得以确立，并推广到全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三是中央官府在招聘和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对一些重要和关键岗位有户口的限制，如规定在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些岗位，对“浮寄”人口给予了更宽松的政策。

此外，国家财税征收的结构和对象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如唐德宗建中年间，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反响最大的是建中四年开始征收“税间架”，即房产税。结果“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旧唐书·卢杞传》）。最终被废止。百年后，北宋时期城市的房产、商铺等都已逐渐作为征税的对象，不仅户籍管理实行城乡分治，城乡的税收对象和税收内容都形成各自独立的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结构重心的变化，户籍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财税结构和重心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向城市居民倾斜，向财富集中的区域和群体倾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摘自《光明日报》：《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有删改）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谁荣膺唐诗桂冠？便有了不少纷争。

第一个从唐诗中选出独占鳌头之作的当数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胡应麟则认为《登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五言与七言绝句分别起源于汉代和西晋的民间歌谣，至唐朝时蔚为大观。对于唐人绝句，明代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为压卷之作；章太炎先生推王之涣《凉州词》为“绝句之最”。

尽管第一都是唯一的，但对于唐诗的评价，却有“多元第一”之说。对唐代律诗，杨慎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难分优劣，故而把两者并举：“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升庵诗话》）王世贞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沈佺期《独不见》，“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阙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乃是唐诗的王冠。

对于唐人绝句，也有多个第一的主张。明代王世懋认为“必欲压卷，还当以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艺圃撷余》）李光地认为李白的绝句超群绝伦，特地标举《峨眉山月歌》和《山中问答》两首为第一。

明代胡应麟则提出“分期之冠”说：“初唐绝，‘葡萄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诗薮》）胡应麟不但开创了唐诗分期第一的评价思路，而且认定王翰《凉州词》、王维《渭城曲》、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刘禹锡《杨柳枝》分别为唐代各个时期的绝句第一。

更有甚者，认为第一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动的。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余于长途驴背困顿无聊中，偶吟韩琮诗云‘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乡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对境当情，真足压卷。”在吴乔看来，诗歌乃是对境当情、情与境会的产物，不同时空中的境与情不同，认定为鳌头独占的诗歌作品也不相同。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必角逐出桂冠诗作。清代袁枚《随园诗话》：“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

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搞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