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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道德学问著春秋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安作璋说：“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1937年，当时安作璋小学毕业，正好抗日战争开始，家乡被日军占领，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但是人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1944年秋，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安作璋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门下，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作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安作璋说，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个月中，他的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当时，他年仅28岁。1959年，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安作璋说，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静，落笔翻书，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三通”。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所谓“通”包含三个方面，即纵通、横通、类通，“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
改革开放以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学史集》《学史集续集》，他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书题名曰《学史集》”，足见他的胸怀。
虽已至耄耋之年，他仍发愤忘食，老而弥笃，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写照。
(摘编自赵秋丽等《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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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光明日报》)
②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评价)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小题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E. 改革开放以后，安作璋随即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劳多而不自夸，名气大而不自傲，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
【小题3】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安作璋将道德学问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请结合材料，就学者的道德与学问的关系进行分析。
道德学问著春秋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安作璋说：“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1937年，当时安作璋小学毕业，正好抗日战争开始，家乡被日军占领，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但是人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1944年秋，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安作璋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门下，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作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安作璋说，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个月中，他的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当时，他年仅28岁。1959年，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安作璋说，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静，落笔翻书，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三通”。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所谓“通”包含三个方面，即纵通、横通、类通，“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
改革开放以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学史集》《学史集续集》，他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书题名曰《学史集》”，足见他的胸怀。
虽已至耄耋之年，他仍发愤忘食，老而弥笃，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写照。
(摘编自赵秋丽等《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相关链接
①“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光明日报》)
②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评价)
【小题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 A．安作璋中学毕业后，曾投到齐鲁大学著名史学家门下，获益颇丰，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主攻秦汉史，从而走上历史研究道路，这说明学术前辈的提携引领很重要。 |
| B．安作璋传授治史经验，认为要想取得成绩，须做到“业精于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他在史学研究中将“三勤”体现得淋漓尽致。 |
| C．“三勤”之外，“三通”也是安作璋学术研究中采取的重要方法，“三通”即纵通、横通、类通：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 |
| D．安作璋不仅具有勤奋的治学精神、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把“道德学问”作为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认为做人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应居于传统道德首位。 |
| A．安作璋小学毕业，恰逢抗战爆发，他没有选择日本人办的学校，而是就读于私塾，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读完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
| B．求学时经历的艰苦岁月，使安作璋对“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坚定了他专攻秦汉史的决心。 |
| C．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在短短3个月中，他的两篇论文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
| D．十年动乱时期，安作璋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当时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不忘初心，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
【小题3】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安作璋将道德学问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请结合材料，就学者的道德与学问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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