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白居易后来被列为中晚唐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仕初期，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在地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时，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如《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鹏《读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他非常重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优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家，如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3日）

材料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东中西部的10个省份的调研结果显示，2005年-2015年间，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小时，造成学生休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校内外的课业负担过重。“00后”小学生超过国家规定在校时间的比例达75%，平均在校8.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6小时超出2.1小时；“00后”初中生超标比例达85.9%，平均在校11小时，比国家规定最高时间8小时超出了3小时。

与国家规定相比，学习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0.7个小时，超标比例达66.4%；初中生超出1小时，超标比例达78.5%。休息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1.8小时，超标比例达81.1%；初中生超出2.3个小时，超标比例达87.1%。

过重的学业负担导致中小学生的休息权被剥夺，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新京报》2018年03月05日 朱永新：《要切实保障好学生和教师的休息权》）

材料二：

“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等等。

“转方式”，就是适当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更多的在激发学生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5日 《张志勇：别带着误解看“减负”》

材料三：

“减负”本身具有教育、心理、文化三重含义。从教育意义上讲，“减负”不是单纯的在校学习量的减少，不是学生学习需求的遏制，更不是学校推卸教育责任，将学生的学习需求转移到校外辅导班。“减负”减的是对学生发展而言过重的课业负担，减的是不合理的课业负担，减的是枯燥乏味反复训练，减的是过量的作业负担、频繁的考试负担；从心理意义上讲，减的是因超纲学习和超前抢跑而给学生带来的愈来愈重的心理负担，因竞争带给教师、家长的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从文化意义上讲，减的是功利性意图对教育环境的压制，减的是竞争意识对教育氛围的戕害，减的是毕其功于一役思维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蔓延。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07日 王凯：《扎实“减负”孩子才有全面发展空间》）

材料四：

减负，是肯定要减。

但，关键是如何减、减哪些、减到什么程度。

首先，要区分清楚哪些是“负”、哪些是“正”——哪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发展规律、成长成才规律，哪些不符合。这个是减负的基础；

其次，孩子们各个不同（身心发展、认知发展等规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类群的孩子，做出哪些是“负”、哪些是“正”的清晰区分——这个减负的关键，因为对有些孩子是“负”的，对另外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正”，因此，减负应该严禁一刀切！

再次，减负应该减到什么程度，这也很关键，因为无论是知识掌握还是技能训练还是能力培养，都需要一定的“劳动”强度和广度；而且对不同的孩子，“劳动”强度和广度大不相同。这个也是一刀切不得！

最后，减负不是目的，转变学习与成长模式才是关键——变量的积累为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减负=减量+增质。

（《新京报》2018年03月12日 张勇：《把减负落在“减量+增质”上》）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

说起梅花

我出生的那一天，家门前的梅花初绽，据说是朱砂梅，很美，家人就给我取名“梅”字。父亲自小教我古诗，关于梅花的诗很多，到现在还能一口气背出不少，如“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我最喜欢曹雪芹的“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虽知道这名字极美，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又觉得难以启齿，太俗了，取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声音听起来也闷声闷气的，对这个名字的尴尬，一直不能释怀，到美国后就马上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英文名字，以为总可以脱俗了，不料一些好事的西方人非要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记得第一次有个墨西哥人问我名字，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梅，他又问“梅”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一种花，那人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什么花。我突然张口结舌起来，记得梅翻译成英语是plum，就是李子，迟疑了一下，就说plum。那人噢了一声，就不再问了，显然他对这个答案很失望。

第二次一个美国人问起梅花，我接受上次的教训，不再说李子花，就启发他说，是一种花，中国最美的花，你猜猜看。那人就说“是玫瑰花”。我有点失望， 进一步启发说，这种花，很美，在冬天开放，中国人最喜欢，经常把它画成画挂在墙上，写进诗里。那人想了想说：“是牡丹吧，牡丹又大又美，我看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挂着牡丹花。而且牡丹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花。”

我一听又没有希望了，也难怪，很少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何况一种花草。

我说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他似乎被我感动了，突然对梅来了兴趣。

这胖胖的老美认真起来，有一天他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苏菲，我找到了梅，结一种酸酸的果子，是可以做色拉醋的，很好吃。我讶然了，是的，有些梅是可以结果子的。大多花草有艳花者无果实，有美实者无艳花，难得梅两者俱美，梅的美不仅是果实，这老美只知道吃。

第三个问的是意大利人，是搞音乐的，我想这人是有艺术感受力的，反正他没见过梅花，就信口开河起来。我说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有几千年的栽培史。梅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冰心。中国人倾心于梅的很多，清朝曾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员，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弃官丢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遍早梅花”。还有一个叫林和靖的，有一天独自欣赏梅花时，一下子被梅花的神姿吸引了，从此入孤山种梅花，一辈子没有下山，以梅花为妻。那人睁大了眼睛问：“真的吗？”“真的。”我说，他有一首写梅花的七律，在所有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鳌头，无人能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脱口而出。如果你读了这诗，看了这梅，你一定能作出美的乐曲，中国有名曲《梅花三弄》，你可以写出“梅花四弄”。

从此，那人每次见我，必问梅消息，一天被逼无奈，就从网上找出梅花的照片与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墨梅》。那人端详半天，说，很像桃花吗，枯瘦的桃花，还有黑色的，很稀有的颜色。我不再想解释那是墨梅，也不想再说梅花的美就在于疏、瘦、清、斜。

显然这位艺术家也误解了梅花。我怎么告诉他在万木萧瑟，大雪压境的冬天，忽然看到一树梅花迎雪吐艳时，那种惊心动魄。怎么才能告诉他，千年老梅，铁枝铜干，如枯若死，一夜风雪后，突然琼枝吐艳，那种绝处逢生的沧桑感。怎样才能告诉他，当你为情所困，辗转反侧时，突然一股梅香袭来，幽幽而来，又悄然而去，那种神魂颠倒。梅花的美是摄人魂魄的，如果赏梅在淡云，晓日，薄寒，细雨，或小桥，清溪，明窗，疏篱，再加上诗酒横琴，林间吹笛，这时候你很难再做凡人，梅花是人间尤物，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有一次和一个西方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国花，他异常兴奋，竟说得泪花点点。我也不由自主又谈起梅花，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我不太懂，我相信我说的他也不懂，有一点是相通的，对一种花的深入灵魂的热爱。

梅花，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中国人的心里千回百转的梅魂，在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焕发出独异的魅力，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

（取材于苏菲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