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的上做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的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底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的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的。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多方启发，也受到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已“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表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一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经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

（节选自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

历史经过几番曲折，我们开始懂得：对于伟大的文化传统，不能掉以轻心，要尊重，甚至敬畏。古人讲汉字创始，出现“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的神秘、壮丽景象，饱含着敬畏。近代改革方块字的构想，出于可贵的勇气，但逐渐被时代否定。今后随着国力增长，汉字的优越性以及在世界上被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将与时俱增。

说到书法，追究书法的根源，又出于对汉字的尊崇，至少让我们取得一种共识，便是书法创造必以汉字为基础。字体是书体的根基，但把二者等同起来，以字体当书体，便无所谓书法；若把二者割裂开来，书法不复存在。汉字最基本的功用是表意，不能想象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以离开文字传承。文字传承文化，文字本身是工具又不仅止于工具。文字自身构成庞大的文化体系，与全部中华文明融为一体。鲁迅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着重从美学意义上谈中国汉文字。中国文字的“意美”，经长期历史积淀变得丰富深厚，汉字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蕴涵着本民族的美感。时下网络流行大量的新词语，肯定有许多词语生命力不足，转瞬即逝，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美学底蕴。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重视语言的纯洁性，单为一个“搞”字引起不少争议，后来“搞”站住脚了，属中性，但用于“搞笑”、“恶搞”还有点味儿，恐怕不会用于诗词、美文。当前对待网络语言，赶时髦者多，以严肃态度进行自由讨论者极少见。不要怕“保守”或“激进”，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定。

“音美”与“形美”直接被人的特定的感官——耳、目所接受。“音美”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诗、词、歌曲、戏剧中；其余各种文体倘内含节律、音韵的美，也会令人击节称赏。至于“形美”，与“意美”、“音美”一样，也是汉字本身所具备，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其集中的体现当然是书法了。

书法与字体的变化相互平行又交叉地发展。从篆籀文字开始，没有一种字体可以与书法截然分开。东汉《熹平石经》是官方校正《五经》的刻石，注重文字的规范谨饬，从书法上看，不失众多汉隶之一，应当视为书法的一体，只是书味不浓。宋代木版书籍有手书者，仍不失书法的一些韵味。近代流行的印刷用宋体字，保持着汉字各种基本笔法以及楷书结构，却不能认其为书法。至于篆、隶、行、草多种书体，我们未尝不可以找出它们最原始的基因，“还原”为“字体”，但只能在理论上加以承认，实践中不存在。因为任何书写（刻），凭借特定的工具全出以个人行为。书写中的思想，都倾向于个人意识的一部分，区别于他人，并且区别于自己而不会重复。有以仿宋印刷体的笔法相对应于楷体书法，应是对楷书的误解。楷书不但与印刷体有别，楷书的笔法，在每个书家那里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教初学者写楷书，也不能以宋体字为准。倘要求点画与宋体字相同，索性不叫书法了。

外卖有多大？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互联网外卖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家外卖平台全国日订单量约在2000万单。由于送餐迅速、种类丰富、支付方便，很多在华外国人评价称，除了“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外，中国的外卖也该归于“新四大发明”之中。

外卖业务的爆发造成了餐盒的过量使用，有环保组织研究分析了100个外卖订单后发现，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或杯。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互联网订餐平台上，每天使用的塑料餐盒超过6000万个。

事实上，不只是餐盒，外卖送餐使用的塑料袋、塑料餐具、塑料外包等，都属于塑料垃圾。普通塑料餐盒和餐具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塑料袋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均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有报道称，外卖平台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42万平方米，大约15天即可覆盖一个西湖。

对很多餐饮企业来说，使用塑料餐盒也是无奈之举。有业内人士称，中餐食物多含汤水，油脂，使用塑料餐盒盛放更合适一些。虽然目前也有餐饮企业使用纸盒等包装，但大多数可降解餐盒并不适合中餐，容易渗水渗油，使米饭粘连，难以被消费者接受。此外，餐盒成本也是餐饮企业的考量因素，有餐饮企业负责人称，外卖包装约占整个成本的2%。

其实，目前外卖使用的塑料餐盒并非“一无是处”。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塑料餐盒都印有可回收物标识，可以通过垃圾回收的流程，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完餐后，直接就把餐盒扔掉了。即使餐盒里有剩菜剩饭，也大多一“盖”了之。塑料垃圾与餐厨垃圾“混搭”，给外卖垃圾回收带来不少麻烦。

（原题为《餐盒堆成山   塑料回收难   外卖垃圾咋处理？》）

在谈环保责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在逻辑上区分清楚，外卖平台是在培养用户使用一次性餐具的消费习惯，还是更多在迎合用户已有的习惯？如果是后者，那么“0餐具”遇冷的局面就能够说通了。这并非是为外卖平台辩护，而是正如《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文中说的那样，将义务都抛给平台，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的污染困局来敦促环保，这种有害的逻辑无非是把消费者自身的责任开脱出去了。可以想象，或许那些转发《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的人，他们在痛心疾首过后，依然会拿起手机，点一单外卖，然后将一次性餐具随手丢进垃圾桶。

多数人也许很难理解，环保并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有完整的逻辑，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使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就有多少树木遭到砍伐云云。但实际上，一次性筷子的制造主要靠人工种植的速生树种，谈不上毁灭森林，反倒是拒绝使用，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种植户会面临失业。洋垃圾运往中国，也一度被贴上环保殖民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垃圾处理填埋的产业链，养活了一大批乡镇。

我们无比心痛地看到，当下国人的环保观念，渗透着太多反环保的逻辑。一些人除了喊两句抵制的口号外，不会有更多作为——抵制塑料袋的不会抵制空调；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上下班还是会以车代步……拥护“0餐具”配送，也未必真的懂环保，或许只是刚好看到《外卖，正在毁灭我们下一代》一文里的可怕现实。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追问，那些选择使用一次性餐具的人，有没有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分类的一次性餐具垃圾，有没有被分类运走；或者垃圾车分类打包后，回收站有没有分类处理一次性餐具垃圾的能力和技术。

环保观念的短视狭隘，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在环境链条上的位置，以及与上下游的关系。当然和共享单车的遭遇一样，这不应该简单地归咎于公民的素质问题，更多还是城市管理和产业链不够完善的结果。因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培育国民梳理垃圾分类的观念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另一方面，就像《海归女硕士进村推行垃圾分类，村民从不理解到明白造福下一代》的报道中揭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只是迷恋于抵制式的环保逻辑，寄望于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劳永逸解决环保问题，以至于忘记了环境保护是个需要耐心和精耕细作的宏大工程。

（原题为《告赢“外卖三巨头”，我们就懂环保了？》）

踏莎行

寇俊杰

暮春，阴雨。开封通往陕州的官道更加泥泞，两辆驴车在湿滑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突然，前面的驴车陷进了泥坑，车夫挥鞭抽打毛驴，可任凭毛驴怎样使劲儿，木轮车像是被泥水吸住一样，就是出不了泥坑。寇准挑起轿帘说，寇安，别打了，还是我下来推吧！寇安没法，只好也下来和寇准以及后面车上的两个随从一起推车。无奈还是车重人少，力量不够，使足了劲儿也没能把车子推出泥坑。寇准说，不行就先把车上的书卸下。寇安说，大人，那是你的心头肉啊！怎么舍得弄脏？大家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路过的几个村民走过来，有人施礼问，是宰相寇准寇大人吗？正是，但我现在已不是宰相了。我们听说大人没有因为澶渊之盟受到封赏，反而被贬陕州，此是必经之地，故有此一问。他对其他村民说，我们帮帮寇大人吧！然后大家一起重新用力，终于把寇准的驴车推出了泥坑。寇准再三相谢。村民说，寇大人澶渊之功，让中原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我们老百姓还不知怎样感谢寇大人呢。

寇准重新上车的时候，已是满身的泥水。车内的宋夫人用毛巾给寇准擦着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心疼地说，原来在京师哪有这样的路？看你现在头发都开始白了，还要出来遭受这样的罪，你要是能把自己的性子收敛一些，何来被贬呢？

寇准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我的所作所为只要对得起天下百姓就行了。

宋夫人说，可你分不清君子和小人，把小人得罪了，他们就会为私怨而报复。我听女婿王曙说，这次就是王钦若在皇上面前说你是拿皇上的性命做赌注，澶渊一仗胜是侥幸，如若败了，他的命就没了，皇上这才把你贬出京师的。

寇准微微一笑说，王曙是怎么知道的？

他和皇上的内侍周怀政关系很好，是周怀政亲耳听到王钦若对皇上说的，还说你居功自傲，到处宣扬说没有你寇准，就没有大宋的江山──他这是诬告啊！

再泥泞的路，太阳一出来就晒干了，寇准说，你看刚才村民为我推车，多好啊！若是奸臣，他们会这样做吗？

不过你也别锋芒太露，出头的檩条先烂，想当年，你和太宗意见不合，太宗说不过你，生气地要拂袖而去，你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拽住他的衣服不让走，直到把他说服才罢休！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你这是往死路上走哇！得亏太宗英明，不但没杀你，还把你比作魏征！

寇准只是得意地嘿嘿笑着，并不说话。

宋夫人又说，不过，终归是伴君如伴虎。你这是第三次被贬了吧？皇上是个好皇帝，就怨你太耿直，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特别是上次被贬，有人揭发你酒后说了太宗的坏话，太宗不信，找你问一下。按说太宗也没当真，你随便找个理由太宗就能原谅。可你就是不辩解，不知道趁坡下驴，太宗给你梯子你也不要。人家是皇帝，你“将”人家的军，结果被贬到了邓州。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寇准说，我喝完酒后可能真说了太宗的坏话，但那是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大丈夫做事就要敢作敢当！我不后悔！

唉！宋夫人叹了一口气，今上能当皇帝，你本是立了大功的；澶渊之盟，你也是立了大功的，可皇上就怕功高震主，你本该急流勇退，但你非但没有，还不知收敛锋芒，皇上这才免了你的宰相之职，把你贬往陕州。不过这样也好，朝中是非太多，你当个地方官，陕州离我们老家又近，我们还能过个安心日子呢。再不必像以前一样……

踏莎行。寇准的脑海里忽然闪出这样一个词牌名。他叫寇安停车，从箱子里拿出笔墨纸砚，然后铺纸磨墨。他略一沉思，笔走龙蛇，写下了一首《踏莎行》的词：“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宋夫人本想寇准写的是反思过去，从此要淡出朝廷视野，远离政治旋涡的意思，没想到看了寇准的《踏莎行》，写的却是难离难别、情深意切的“情诗”。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知道，要想让寇准抛弃自己的信念真是太难了。如果皇帝用他，再危险他还是要回去的，可他又不会曲意逢迎，个性又那么张扬，虽然皇帝信任，但他由着自己性子来的做法，就是有一副好牌，也会叫他打得稀里哗啦甚至是性命不保！

宋夫人含着泪看着寇准，寇准拉住夫人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夫人知道，今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将会是一条更加艰险的道路！

编者注：《踏莎行（春色将阑）》实际写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当时寇准被太宗贬为青州知府，赴职之际，写下了这首词。《宋史·列传四十》中记载“（寇）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且互斥其短。帝（太宗）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准既行，帝念之，常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