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现代文明的外壳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它们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些传统的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现代文明与古代文化并不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从社会制度的基本架构上讲，中国早就进入了现代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理应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依赖传统文明来建构其现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架构。因为要形成这一套文明架构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古代资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现代中国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伟大的。

（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有删改）

材料一：

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倍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0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オ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针对“争”，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老子的《道德经》中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在老子的思想中，“不争”和“无为”是互为表里的，“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旧是最终的目标，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在老子看来，所谓“不争”，绝非退出竞争，而是在竞争和进取的过程中处于谦卑的位置，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强争，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终取得胜利。

孔子也始终把“争”视为人们对一己之私利的无度造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在《论语·里仁》中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起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获其利。荀子对此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一方面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另一方面则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甚至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防止人们的争斗。荀子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子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而且，他还认识到不同时代的“争”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里“竞”“逐”和“争”是同义语。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洛国理参，主张用“法”“术”和“势”钳制和消除这些恶性的“争”。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一已之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德手段去制约甚至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了作为“争”的对立面且更为积极的美德——“让”，用“让”来消解“争”。

（节选自王大庆《“尚争”与“崇让”：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