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曾国，不见于文献。一般认为，它就是史传中的随国。随国曾经是汉水北岸的姬姓国家中最强大的，是楚国北上的最大阻碍。《左传》和《史记·楚世家》都讲了楚武王三次伐随的故事，有趣的是，两部书的说法完全不同。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第一次伐随。《左传》写这一战的部分，算是散文名篇。不过写得像是一场辩论赛：楚国反省自己的战略，说我们应该放松对随国的进攻，相反提高随国的地位。这样，随国就会抛弃盟国而妄自尊大，然后我们就可以寻机下手了。随国方面，则有一位贤大夫大谈治国之道，尤其是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堪称早期民本思想的典范。最终结果，是“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看样子随国还略占上风。

这些议论，《史记》统统没有。《楚世家》关注的是：这次事件之后，随国向天子转达了楚国想提升爵位的要求。一个诸侯国跑去向天子说这事，当然非常无礼，换句话说，随国应该是已经被楚国打怕了。

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再次伐随。《左传》说，随国有奸臣有忠臣，结果国君只听奸臣的意见，被打得大败。但楚国也是倒霉催的，居然在战场把奸臣活捉了，于是觉得，这是上天要替随国治病（因为随国从此要听忠臣的了），可见灭随的时机未到，也就撤了。

《史记》则强调，这一年楚国得知了自己称王的要求被天子拒绝，所以这次征伐似乎是对随国办事不力的惩罚。另有个《左传》未提的大事件，楚武王宣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楚国从这年开始称王了。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左传》说：出兵前，楚武王告诉妻子：“余心荡。”他的夫人立刻做出判断，国君将不久于人世，但她又说：如果出兵没有失利，那么君王死在行伍之中，也是国家的福分。果然，楚武王在军中去世，但楚国的将军们秘不发丧，继续前进，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最终使随屈服。

《史记》又没有这些动人的细节，但交待了这次伐随的原因：因为尊楚为王，倒霉的随国被周天子叫过去数落，而这件事又让楚国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所以才发兵讨伐。

综合起来看就是，《左传》中随国是楚的劲敌，楚国用尽了计谋和武力，才将之征服。而《史记》里，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楚国不灭随，只是想留着它作为缓冲和中介，让他去和天子对话，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后两次征伐，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而是教训小弟。

讨论春秋的历史，学者们通常重视《左传》胜过《史记》。但这件事上，《史记》恐怕另有很有分量的史料。难得司马迁毫无讲故事的热情，却把三次征伐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梳理得非常清晰。而且，联系到后来的楚随关系，《史记》这种讲法显得更合理。

早有学者注意到，“楚国和随国关系在春秋中期以前，互相征伐，战争不已，而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年，忽然变得十分友好，几乎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就拿曾侯乙编钟来说，其中有一枚楚惠王送的镈钟。楚惠王为什么要给曾侯乙送钟呢？就有学者推测说，当年随国顶住吴国的强大压力，救过惠王的父亲楚昭王的命，因此惠王要对随国表示感激。

转变何以发生？按照《左传》很难解释。但如果接受《史记》的叙事，这个问题就无需费心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转变”，早在春秋初，随国就已经是楚国的仆从国，春秋中期以后，被调教得更加服帖了而已。

（摘编自刘勃《小国的生存之道》原载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对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上海世博会再塑中国形象

许晓青 赵颖

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在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往往在庆贺丰收、宗教仪式、欢度喜庆的节日里开展交易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定期的、有固定场所的、以物品交换为目的的大型贸易及展示的集会。这就是世博会的最早形式。公元5世纪，波斯举办了第一个超越集市功能的展览会。

 18世纪，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人们逐渐想到举办与集市相似，但只展不卖，以宣传、展出新产品和成果为目的的展览会。l791年捷克在首都布拉格首次举办了这样的展览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展览会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参展的地域范围从一地扩大到全国，由国内延伸到国外，直至发展成为由许多国家参与的世界性博览会。1851年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是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展现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如今，世界博览会已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讲坛，鼓励人类发挥创造性和主动参与性，更鼓励人类把科学性和情感结合起来，将种种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在赢得第41届世博会主办权之日起，就已开启了“塑造”中国形象的 旅程。

中国走过的“世博之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激情、远见和决心。

中国申博成功，是国家综合外交实力的胜利，世博会的举办过程，同样是国力的体现。如果要问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展馆”在哪里，那就是在整个上海，在整个中国；如果要问这座展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那就是自信、从容、谦恭的中国人民。

源于西方的综合性世博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必将被置于放大镜下再度细观。

事实上，当中国把世博会“带回家”，也带回了“一面镜子”。“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多元文化、高新科技以及全球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尽收眼底。

此外，金融海啸后，世界对中国经济在“世博年”的表现颇有期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去年5月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世博会将是一次“经济奥运会”。

世博园区或将成为观察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窗口”。美国通用汽车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世博园区合作建设的企业馆项目正加快进度。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甘文维说：“我们期待‘世博年’的中国机遇。”

对于上海的普通民众，世博会让他们不必出国就能体验异域风情。而近2 000万上海民众原汁原味的真实生活状态，或许会成为世博会期间吸引外国游客和国际舆论的另一个焦点。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些外国人曾热衷于探寻胡同里依然光着膀子弈棋的老者。如今，境外观察家也未苛责上海民众“穿睡衣上街”的另类习俗，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甚至刊文认为，这反而能使人们看到“多样化”的中国城市生活，而不是“千城一面”。

“我认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一个好机会，中国与世界可以实现跨文化交流。”中国家喻户晓的“洋笑星”大山——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如今已是上海世博会加拿大展区总代表。大山希望，在世博会期间，把家搬到中西合璧的上海社区，在梧桐掩映的街道漫步。

“我想，在世博会上，能寻找到一种平和、包容的文化态度。”正在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准备候选影片方案的上影集团年轻导演郑大圣说。

随着世博会的临近，已有数十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订”了“世博之旅”，中国人正准备迎接这规模空前的“巅峰对话”。种种迹象表明，通过世博会，中国希望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和气度。

一路见证中国办博历程的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说：“我想对全世界人民说，抓住这次机会,感受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