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道耕（艾芜）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叫做“道耕”，是希望他能够“耕读传家”。

汤道耕的祖上来自湖北，迁徙的路艰辛而漫长，凭的是“人生贵自强，自强则白手可成家，他乡可发迹。勿畏难而诿命，何患事不成耶”的豪气，积得一份家业，这种人生贵自强，白手成家的豪气在后辈的血液中暗暗传承，直到汤道耕这里，光着脚，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再次印证了祖先独自闯荡天下的勇气和韧劲。

1925年的暑期，汤道耕从四川省师范学校肆业。他踏上成都望江楼下有些摇晃的木船，沿着府南河顺水而下，悄悄走出了亲人们的视线，开始了三十年背井离乡的生活。在路上，群山的优美与静寂，山民的淳朴与穷困，盗马贼的凶悍和灵巧，边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俗，缅甸的异域情调……他来到，看见和说出。

从四川到云南，道耕看到太多兵匪造成的祸乱对穷苦人家正常生活的骚乱。道耕为了安全夹杂在商队中，像那个时代和那个土地上的一只眼睛，来到，看到，并注定了后来用自己的笔说出那些无人知晓的山里人家的苦难与悲怆。

赤脚流浪，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一步一步，汤道耕走成了著名作家艾芜。

艾芜在丁玲的介绍下加入了左联。在“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词组中，别人看中的是“左翼”，而更能吸引道耕的却是“作家”，他希望从这个组织里的作家那里能够学习到文艺写作知识，也结识一些写作上的朋友。

真正有时间在上海的亭子间坐下来以后，艾芜开始用笔温习自己当年的漂泊史，这使他在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中找到难得的宁静。1933年冬，他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三峡中》讲述的是一些典型的社会底层游民的生活，故事中的环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读书流浪人的艾芜，加上小时候熟悉的读物，包括他的笔名，父亲所入的游民组织哥老会都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作者对游民生活不由自主地有着一种同情。他的叙述已经带有真实和幻想相混合的色彩，同时这种想象还受到左翼革命思想的制约。

艾芜的中篇小说《春天》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这篇小说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饱含着艾芜对家人、故乡的深情。这种流行于左翼文坛的文学范式后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影响深远。

1961年，艾芜被安排到云南去体验生活。一路的参观给艾芜带来写作的激情，他似乎再次找到了原来创作《南行记》的感觉，迫不及待的写作“南行记续篇”。这无疑满足了《南行记》读者对“续”的好奇，也再次给艾芜带来荣誉。

1981年2月，艾芜受邀进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南行。云南的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的经历，倾听着别人的遭遇，震憾于死亡一样的沉默，血的控诉，更加让艾芜感到人世之沧桑凄凉。9月起第三次南行的写作陆续发表，合集叫《南行记新篇》。

（选自王毅《艾芜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选自“百度百科”）

②艾芜的文章想象大胆，情调浪漫的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艾芜的性格却是认真刻苦、一丝不苟，他被称为“墨水瓶挂在脖子上写作的作家”。

（选自200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艾芜和沙汀的友谊》，有删改）

③三次南行，对于艾芜的写作乃于他的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似乎成了艾芜一生的一条主要线索，成了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

（选自黄岳年《南行百年说艾芜》，有删改）

世间最美的坟墓

——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奥地利）茨威格

①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将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庄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曾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新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②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nulla crux，nulla coroma^①——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夏天，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和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想干你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能打动人心的了。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注①nulla crux，nulla coroma：拉丁文，意思是“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来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平，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任新民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莫基者之一，他和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誉为“中国航天四老”。

任新民是安徽省宁国市人。1940年，任新民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赴美留学后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被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1949年8月回国。

1952年，任新民进入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钱学森在东北参观重工业工厂时注意到了任新民，邀请他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应允。1956年8月调任北京参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的“航天人生”，他的一生就与中国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开始，任新民在五院担任的是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后来很快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他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国外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大家互教互学。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外国专家全部撤走。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担任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东风二号”于1964年6月29日飞行试验取得圓满成功。之后，由任新民全面负责研制工作的“东风三号”研制成功，使中国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全独立地拥有了中程导弹。

任新民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亲切地誉为航天的“总总师”。

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而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序幕。任新民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被周总理称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城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区技术总指挥。

在1986年到1990年5年的时间里，任新民相继领导研制和发射成功了5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的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86年前后，年逾古稀的任新民，又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5个工程的总设计师。1988年9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获得圆满成功，当天就收到卫星云图照片。

1986年他被任命为对外商务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地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1992年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全面开展起来。此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的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

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载上太空遨游。

有人说，任老的一生波澜壮阔，因为参与了众多航天工程的论证、实施。但他自己却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