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为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上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挤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运完。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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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卢作孚《工作的报酬》)

②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

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以赴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

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