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式建筑中的藻井艺术

张磊

明代官式建筑是由官方主持或按照官方规则建造的建筑。官式建筑上的某些构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如华丽的藻井，就被作为封建皇帝至尊至贵的一种象征性构件。

藻井是用在宫殿、坛庙、寺庙建筑当中，安置在帝王宝座上方，或佛堂佛像顶部天花中央的一种“穹然高起，如伞如盖”的特殊装饰。

藻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它是“礼”的象征，如唐代就规定“非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宋代的建筑等级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但有所放宽。以后各代对建筑的等级规格都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明代规定“官员营造房屋，不准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另根据《风俗通》记载：“今殿做天井。井者，束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

除此之外，藻井还有中国文化中更深层的褒义，即是“天圆地方”及“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藻井多为上圆下方，正合乎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于是藻井有了象征“天”的意味，有的藻井还绘制了天体图。皇宫中皇帝宝座上的藻井，用来将天庭世界与人间帝王相比附，表明皇帝是“天”的代言人，可以替天行道。

隆福寺正觉殿藻井是我国现存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品。整个藻井的结构为方井内含圆井，圆井内又含方井。圆井悬挂于方井之内，由六层主框架叠落而成，每层框架均细雕云纹图形。第六层为盖井层，顶盖上绘有一幅沥粉贴金的彩绘天文图，以此衬托藻井广阔的无限空间。藻井内绘制天象图，可能也是以此代表天体，成为人与上天沟通的途径。

宋代是藻井基本定型时期，制作规范化。在宋代斗八藻井和小斗八藻井的基础上，明代藻井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角蝉数目增加，宋式斗八藻井的角蝉为四且无斗栱，明代的角蝉成倍增加，如明代的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角蝉兼具菱形及三角形，周围且施小斗栱，雕刻龙凤更极工巧。其次是由阳马构成的穹顶被半栱承托的彩绘浮雕圆井所代替。明代在八角井内侧角枋上安雕有云龙图案的随瓣枋，将八角井归圆，这样就将宋代的斗八形式转变为明的圆井。再次是宋代藻井的顶心和明镜都较小，有的几乎没有明镜。而明代明镜的范围越见扩大，如明代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的明镜。另外，宋代藻井虽已用彩绘为装饰，但整体效果尚较简素。而明代藻井装饰趋于华丽，全部以木雕花板装饰，在角蝉、压槽板及圆井部位大量采用雕刻工艺，并大量运用贴金技法，装饰意味更加浓厚。

除去这种四方变八方变圆的常见形式外，明代实物中也有形式独特，不拘成法者。如北京隆福寺正觉殿明间藻井，外圆内方，如制钱状。圆井作三重天宫楼阁，自上下垂，雕以斗栱、云卷及不同形式的楼阁，中心顶端方井上亦刻楼阁，穷极精巧。

清代藻井极尽精巧和富丽堂皇之能事。一是雕饰工艺明显增多，龙凤、云气遍布井内，尤其是中央明镜部位多以复杂姿态的蟠龙为结束，所以藻井在清代又称作“龙井”。二是用金量大增，不仅宫廷藻井遍贴金饰，即是一般会馆、祠堂，也大量贴金，使藻井在室内小木作中形成突显的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建筑中藻井装饰的发展，从汉代的斗四藻井到宋代的斗八藻井，再到明代的藻井，最后到清代的龙井，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疏朗到繁密，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与建筑形制的发展是同步的，可以从藻井的发展中看见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程。这也充分说明了当建筑技术成熟后，形式便会在稳定的技术支持下变得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形式追求将会使形式与功能脱节而独立发展，走向为形式而形式的极端。

（有删改）

青铜器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制作的器物，包括工具、用具、礼器、兵器、饰物等。考古学上的青铜器则特指先秦时期质地以铜为主，加入少量锡、铅浇铸而成，表面呈青绿色或青灰色的器物。

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精华，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因此，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中国青铜器的发明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我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产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追根溯源，青铜器的出现有着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了约1600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以夏、商、周三代的为代表，其种类丰富、数量较大、分布地区广，另外青铜器造型雄伟、文饰精美、铸造精良，如勾践剑、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司母戊方鼎、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等。此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握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一处房屋遗址中出土的约为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小刀和一些铜器残片，其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在较晚一些的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普遍发现了青铜制造的工具、兵器、装饰品等。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知，虽然中国的原始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区有着很大区别，但不少地区的先民还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熟知了铜的特性，初步掌握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并表现出相应的装饰技巧。

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精巧绝伦。它不仅显示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而且体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并以雄伟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古朴的纹饰和丰富多彩的铭文著称于世，堪称中国文化宝库的艺术瑰宝，更是世界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制作工艺上来说，中国的古代青铜器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合范法，在中国古代就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也非常成熟。而随后发展出来的不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更是显示出我国青铜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另外，在很早的时候，青铜器上还出现了为增加美观度而镶嵌的装饰。至于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是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等，经鉴定铁刃均为陨铁所铸成；第四种是红铜，即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第五是用金、银来做镶嵌，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青铜器铸刻有文字，即铭文（也就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中国青铜器所独有的。我国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有1-2个字，到商代晚期逐渐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个字。西周时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进入大发展时期，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做法开始逐渐减少，至战国已经罕见长篇铭文。我国青铜铭文的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同时也是我们研究青铜器的历史，及为其断代与鉴别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郭军林的《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

明代是茶叶生产的重大转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芽叶茶的政策，对中国古代茶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使茶叶的生产、销售、消费诸经济层面较前朝有相当大的增长。明代前期茶叶贸易实施官统制，官卖官销，垄断经营茶，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明朝中后期因朝廷经济能力衰退而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参与营运。明代茶叶分官茶、商茶、私茶。官茶西北易马。商茶由民间商人经营，领引纳税，准许公开售卖，私茶是未经请引纳税，走私交易。明英宗正统以后，随着边境茶马交易的衰微，民间茶的贸易活动得以迅猛发展。茶业官统制结构向民间商人经营的结构性转化。

从明代正统至清代前期又形成一个茶叶经济兴起的高峰期。明代茶叶贸易大体可划分为边境地区、内陆地区和海外三类市场。由于明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茶马交易是明朝茶业经济贸易的主体。凡是朝廷设置茶马司的地方，是官方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资本的大量进入，以致民间茶商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明朝边境地区的茶叶市场，是官、商共同以茶叶与少数民族进行的贸易活动。明朝除边境茶外销严加控制外，内陆地区的茶叶流通只要不违朝廷“茶引”制度，民间茶商是可以进行贩运行销的，采取较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明朝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了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

在明清茶叶贸易发展中，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由于茶叶流通范围扩大，商人地位的提高，茶商队伍的扩大和商业竞争的激烈，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之所的茶叶商帮。他们在长期商贸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展了市场空间。

清代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又是中国传统茶业经济中心地位逐步丧失的阶段。从18 世纪到鸦片战争前夕，是华茶出口贸易的发展期，茶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量茶叶输入欧美国家，使中国外贸有较大顺差。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华茶出口贸易的繁荣时期，国门洞开，列强入侵，刺激了茶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华茶一度独步国际茶市。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出口之数逐步减少，陷入不可收拾之险境，这是华茶出口贸易的衰落时期。华茶从繁荣到衰落，帝国主义的扼杀是罪魁祸首，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是内在的原因。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近代茶业终于走到了尽头。

（摘编自陈宗懋、杨亚军着主编《中国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