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他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后来又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宁可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他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他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的最后心愿是“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对这个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而终未成行的浩繁无比的工作，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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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以上材料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如果只看数字的话，中美之间存在数额巨大的贸易逆差。比如2016年，中国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540亿美元，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额更是高达3470亿美元。但是事情并不简单，要客观理解中美贸易逆差数据，有三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一是在中美贸易中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不能被无视。根据中方的统计，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地；二是美方的统计数据误差过大；三是即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亏了。

那么，万一中美启动贸易战谁的损失更大？对此有两方面需要澄清。

一方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从未停止。另一方面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是巨大的。美国出口的62%的大豆、14%的棉花、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25%都销往中国。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点在贸易问题上对华发难？除了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因素作用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服务其当前国内政治的需要，尤其是在各项政策迟迟无法推进的情况下，他对内需要跟各方势力有所妥协，对外则需要有所动作。

（摘编自《经济日报》刊文）

材料二：

美国对中国贸易差额

（摘编自《贸易失衡是美国的宿命？》）

材料三：

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记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201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如果扣除这一部分，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仅2014年，美资在华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商品额就达750多亿美元，当年中方的统计美中贸易逆差是802亿美元，如果减去这750亿美元，只有50亿美元逆差。

入世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非农产品，尤其是服务的开放已经达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最高水平，包括银行、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向外资开放。就美国最热切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农业市场而言，目前我国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3%,2016年还将下降至15.2%,而世界农产品关税平均为62%。

为缩小中美贸易顺差，中国不断加大从美国进口的力度。实际上，中美经贸的不平衡有很多具体原因，既有像美国对华出口实施管制这样的老问题，也有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其次，不同的统计方法人为地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再次，结构性问题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不需要的东西拼命塞过来，可中国需要的产品却不肯卖。此外，美国国内过低的储蓄率使贸易逆差加大。

（摘编自《中美贸易报告：美国真的亏大了》）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被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孩子从小没有被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选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赶超国际水平。

(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T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以突破底线、抄袭胡编、搜奇媚俗为创新,一切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选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