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透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家电影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9.06%，其中国产片占比超过六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行业大洗牌淘汰无效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深度的电影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我不是药神》票房超过30亿元；表现北漂青年艰辛奋斗的《后来的我们》票房超过13亿元。”张卫说。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的平庸类型影片反而被观众冷落。

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洪水”涌入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不再唯票房、唯明星、唯流量，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静下心来创作和思考。国产电影票房占到62%的市场份额，体现了国产电影近年来的进步逐步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不仅在电影创作中，院线发展在2018年也呈现出理性回归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影院方面，由于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影院建设持续增长，全国影院银幕数2017年超过5万块，稳坐全球第一大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单纯靠扩大“产能”带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降低效用，随之影院投资、荧幕数量扩张也将逐步趋于理性。未来影院新一轮的经营、竞争模式必须走向服务质量、服务模式创新等竞争性增长。

猫眼研究院2018年度电影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观影人次增速放缓，但观影年龄层更加广泛，更多30岁以上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观影人次增长贡献约3.4个百分点，看电影从年轻人时尚消费行为，变成全民娱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在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2018年，互联网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18年4月，阿里入股万达，在产业链上下游、制作、影院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涵盖了“电影制作+电影宣发+版权授权”的产业链以及“在线售票平台+影院售票软件”的票务产业链全部业务。而在2018年3月，腾讯斥资33亿元拿下光线传媒所持新丽传媒27%的股权。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博弈如火如荼，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迎来新的产业格局。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应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作品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硬道理，要有效提升我们的原创能力，尤其在编剧这个环节要加大投入，加大资源的配置，让编剧环节成为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饶曙光说。他认为，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结构性优化，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特别是用电影化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观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27日，有删改 ）

最美的老师

刘立勤

我问汤老师，为什么叫他“船夫”?汤老师说，都怪那条河。

汤老师所在的村子有一条河，河很大，水流丰沛，河上又没有桥梁连接，河东河西两岸之间人员来往依靠船。

他是河西村的老师，本来与河东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有一天，河东村的几个学生家长找到他，想把自己的孩子转到河西村请汤老师教，他们说，河东学校的条件太差了，留不住老师，他们害怕把孩子的前途耽误了，他们还说，汤老师书教得运近闻名，他们希望汤老师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人。

汤老师虽然书教得好，可他是河西的老师，这件事他做不了主。因为河西河东是两个村，还隶属两个乡镇、他知道收了这几个学生，河东村剩下的几个学生都会来了。到那时，村里镇里都会有意见了。他让那几个学生家长去找村长，他说，只要村长答应了就行。私下里，他希望村长不要答应，如果河东的学生来了，他的工作量要増加一倍，谁知道村长也耍滑头，村长说，让汤老师做主。老师还能不要学生?河东的十来个学生一齐就到了河西。

河东的学生来了，工作量增加了，困难也来了、主要是教室小了，桌凳也不够。汤老师去找村长，村长不管。村长说，你答应接收的你负责解决。找到镇教办，教办说，不是我们镇的学生，也让他们自己解决。怎么解决?教室小学生挤一挤也能将就，桌子凳子咋办呢?总不能让学生自己带吧?汤老师只好把房后的几棵大树砍倒，做了几套桌凳，总算是把学生安排进了教室。

桌凳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河东的学生经常迟到。河东河西都没有专门摆渡的船夫，河东几个家长轮流接送，如果哪一个有什么急事，学生就迟到了。再说了，有的学生家长不习水性，渡船万一有个什么问题，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情。汤老师想着就害怕。

汤老师决定自己先当几天船夫。他是船家出身，水性好得不得了，他跑船绝对安全。他还想，待他跑上一段时间，河东村还不推选一个船夫替换他?谁知道，他接过船桨一摇就是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学生不停地变化着，家长也在变化，就是他这个老师变不了。二十五年里，有多少机会可以把河东的学生支走，他一直不忍心。

风霜雨雪二十五年，真的是不客易呀。可二十五年里，他硬是没耽误学生一节课。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过河，四十分钟以后赶回来，七点准时上课。也有过迟到的，迟到是因为天气，要么是河里涨水，要么是船出了问题。虽然迟到了，课绝对耽误不了。他说，幸亏学生争气，学生的成绩年年都名列全镇前茅，他也年年都是先进。

二十五年里，他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最危险的就是那一年船底漏水，差一点出了大事。那只老木船太老了，应该换了。他找到村长，村长让他自己解决。他找到镇教办，教办爱莫能助。他找到河东村的学生家长，想让他们想想办法，学生家长只答应不行动。就在他等待的时候，出事了。放学送那十多个孩子回家时，上游突发洪水，破船舱里进了水。他说，他把持船头怕翻船，幸亏有几个孩子机灵，及时想办法，才没有出事。

船实在太破了，又指望不上别人，他和老伴儿商量，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拿出来，又贷了款，买了一条机动船。机动船真是好呀，又快又稳又安全，心里安宁。可是，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船有一点儿小，河里搞养殖的太多，船的电机经常会被渔网缠住。缠住了，无论是酷署严寒，他都得下水去处理。这时，又苦了他的老伴儿，老伴儿会摇着木船把孩子接走。每次看见老伴儿摇那木船，他心里真是害怕。

二十五年里，他摆渡了三百多个学生，他把一百五十多个学生摆渡上了大学，有二十多个上了研究生，还有五个博士生。他的学生干啥子的都有。

看着他满脸的幸福和自豪，我问他有什么希望。

他说，想要一条大的机动船，那样的话，学生过河就安全了。他又说，自己老了，担心船在河里遇上什么意外，孩子如何是好?

揣着汤老师的希望，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刊发在省报“寻找最美的乡村教师”栏目中，稿子见报后，汤老师的事迹引起了各方关注，有人真的要捐赠一条大机动船。汤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时，我让他等待一段时间接受捐赠。因为，当选“最美乡村教师”会有一笔丰厚的奖金。汤老师说，多等一天会多一天的不安全，他担心那些孩子的安全。

汤老师没等。再次给他拍摄影像资料时，新机动船已经到位，教育局还安排了一个专职船工。新学期，汤老师的事迹就显得很平常了。他也不愿意作秀补拍过去的镜头，到底没有评上“最美乡村教师”。

汤老师虽然没有评上，可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最美的老师。

(有删改)

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禹之后，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诸侯分封、王位世袭。即便是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的。天子只管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并不直接管诸侯内部的事务，诸侯内部的事务直接由被分封的诸侯管理。这种情形构成了中国分封制度下的“家天下”。

“家天下”意义上的“天下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家天下”虽然是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能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因为尧贤能，即便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尧也总是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莱作汤。尧也成为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舜因孝而名扬于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被尧看重并禅位于舜。自古以来，舜也就成为中国孝文化的代表。禹也是首先因为在治水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而最终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可以说是中国贤能文化的代表。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天下主义”是文化对政治的塑造，或者说它就是一种文化的政治。

其次，“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最初是以血脉为纽带形成的。例如，禹开始实行世袭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禹之前的尧舜时期，禅让制虽说是选贤任能，但部落联盟首领仍然在黄帝血脉之中传递。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代更确切地说是古代族群——没有具体的物质效忠对象，只有一个精神上的效忠对象。如果一个古代民族对某一物体顶礼膜拜，如古代羌族把河中的白色石头作为圣物供奉于堂上，他们并不是效忠于一块河石，而是赋予了这块石头以特殊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他们效忠的是一种精神。而血脉在远古时期最能够体现族群的精神。后来，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道德、习俗、伦理等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秩序，所谓周人“承受天命，创建秩序”，并用道德观念来解释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体系。不过，血脉仍被得到重视，所有分封的诸王，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子弟。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王。

其三，“家天下”的“天下主义”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聚”的文化。通过分封，周的权力是分散了，但其文化得以传播于“天下”；虽然权力分散，但周“天下”中的一切诸侯必须要经过周天子才能“上通天命”“上达天听”。由此可见，周是文化上的统一，周“天下”是一种文化秩序，而不是一种权力秩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这个上层的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摘编自胡键（“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雅俗之伪：二人转的生态学

①我国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优秀的民间文艺滋养着主流文化。新世纪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使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文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重视。民间文艺的传承传播呈现出从官媒、精英到民众、社区的反哺状态。就二人转传承传播的现状而言，像赵本山这样有着极高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的二人转的传承者，正是在和央视、尤其是“春晚”的推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明星效应和聪明才智，将二人转这一原本主要在东北乡野生存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有效的挪移，重新赋予了二人转以新的生机。

②根据展演形态和空间的变化，二人转的类型也不同。广场二人转满足了生活在东北黑土地上不同群体的闲暇需求，它与黑土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水乳交融，成为后来诸多形态二人转之母。剧场二人转的盛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时代变化，它多了对新社会、新时代的歌颂和对旧社会、旧时代的批判。当下的剧场二人转的演者，会根据自己对二人转的理解和对受众欲望的解读，在经济利益和名誉追求最大化的驱使下，使自己的表演在雅俗警戒线上下游移。现代传媒的传播手段使二人转节目变成一种音像制品出现在市场，并拥有了自己的消费者，媒介二人转因其传播的便捷，将广场二人转和剧场二人转最大程度地散布到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

③民间艺术是伴随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凝聚着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认知，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习惯。在任何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民间文艺那里，雅俗是一体的，雅俗的区分，主要的体现在这些民间文艺展演的现场，是由特定的时间、空间、演者、观者、展演内容与形式等互相影响、制约并合力决定的。

④在今天的中国，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多种文明混融并存的状态下，任何一种艺术如果只能满足小部分人一时的兴趣和欲望，都将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虽然难于将之与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等联系起来，但在政治、文化、市场、传媒、明星艺术家的相互合作下，二人转在剧场内外、舞台上下、荧屏里外的红火，正是因为它在相当意义上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语境和心境下的欲求。

⑤在央视春晚二人转的红火大潮中，一直持续不断与之相伴的是指其低俗、庸俗、媚俗的批评之声，这既与批评者对民间文艺的陌生有关，也与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央视与明星赵本山之间的博弈有关，还与媒体过度热心的应景炒作、快餐写作、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当政者对变化中的文化艺术市场管理经验不足等密切相关。

⑥要提供多样并满足当下有着不同思想意识的不同群体需求的文艺产品，需要决策部门和生产者深入调查了解这些群体的生活状态、心态与需求。在电视、网络等传媒能裹挟政治和市场前行的当下社会，包括央视在内的主流媒体过分包装并依赖了赵本山。

⑦无论怎么看，二人转的传承传播都如一片森林，其中有参天大树，有高高矮矮的灌木，还有花花草草。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大树可能枯萎或自燃，灌木可能生长。传承者有自己的识别，有自己的选择，有其自发的平衡机制，这是官媒精英不应该视而不见的。政府职能部门倡导正面积极的意识形态、健康的娱乐方式是必要的，但不要试图控制一切。民众娱乐需求是多层次的，尤其是在这个信息传媒发达的媒介社会。媒介社会不是一个“熟人社会”，它凸显的是个体、异质、多元与新颖、新鲜、刺激。    因此，不应一刀切地给二人转定性，让所有的二人转都成为“绿色”。只有实现多元发展，赵本山是否继续在春晚演出，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选自《读书》2012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