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蔡尚思先生

施宣圆

5月20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先生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享年104岁。噩耗传来，我思绪滚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

与匡亚明先生争论孔子

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我有时去旁听。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我和他熟悉是在80年代初以后，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

1987年2月的一天，他来电要我去他家，说有事和我商量。我到了他家，他取出一张《文汇报》，指着学林版一篇匡亚明先生的文章《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说，他不同意匡老的观点，要写文章同他商榷。

匡老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学校长，是一位孔子研究专家。匡老的这篇文章提出用“三分法”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所谓“三分法”，一是凡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君王统治利益的，必须批判，必须决裂；二是凡属于含有合理因素、又含有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思想，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三是凡属至今仍有生命力而闪耀真理智慧因素的要发扬光大。

不久，蔡尚思先生送来文章：《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与匡亚明同志商榷》，指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分法”，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匡老的“三分法”不是研究孔子的根本方法。两篇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还未形成争鸣风气的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也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7年国庆节，我去他家，他说现在学术界都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

上世纪20年代初，陈寅恪曾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讲课，蔡先生听过他的课。蔡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而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可以说周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而陈寅恪先生却反而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难道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蔡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确是大师，但要知道，在大师中，他是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与通晓多种多国文字大师，而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

他对老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再三强调，仅凭陈寅恪通晓十六七种文字，他就真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问他敢不敢写文章发表？他说怎么不敢。说罢，从信封中抽出一篇稿子，我一看，标题：我知道的陈寅恪先生(发表时改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原来，他稿子已经写好。“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尊重历史事实。”蔡先生这样说。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在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解放前，他就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孔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争论。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与人争鸣；他的文章都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偏激”“好辩”；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年龄那么大了，何苦再去得罪人呢？然而，他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见解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的讲话发自他的内心。

蔡先生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他多次在报刊上著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他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完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总批判》为代表的20余部中国思想史大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蔡元培的富贵

余世存

①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

②说蔡先生的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他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很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确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③蔡元培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他发布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④蔡元培做官的机会太多，可以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先生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妻子为此非常不满，两人经常吵架。儿子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公益事业，接济困难亲友、学生。

⑤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先生。甚至到他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常将诗作呈予蔡先生，先生知其生活清贫，即赠其法币拾元，每月皆然，数年不断。

⑥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习惯了当官做吏后，再难以回归平实，难以自食其力。在这方面，蔡元培的自给自足是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赴德，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后公派留学机会搁浅，但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乡挚友同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每月稿酬100元，如此保证留学所需，并维持国内妻儿的生活。

⑦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实则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然辞职之烦扰于他却是家常便饭。

⑧1898年，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之列。但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却选择了辞职。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他向袁当面请辞。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他向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1919年，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教育部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复职。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都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⑨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位圣贤的心地。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我们看蔡元培在传统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