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进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瀵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 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 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中和之美”之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

张丛皞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悲喜不要过度，情绪不宜宣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 “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某些消极惰性倾向的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是现实的镜像和反映，文学是历史处境与社会精神的折射。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是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大爱大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善大恶是极端化体验。“暴风骤雨”与“疾风劲雨”不是感受的普遍状态，“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方是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中国传统美学在20世纪失去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丧失了阐释力，不能全面而有效的诠释现代中国社会的生存体验。重提“中和美学”，不是要在文学创作中建构生活的应然状态，而是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中和美学”是一个通向“中国故事”的路标，凭借它，文艺更容易到达“非虚构”生活的临界状态。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天籁的作品。这类创作有对人的价值生活和伦理处境的深度关注，有对人的存在的发现与询问，有对群体意识的体察和共性精神状态的从容抚摸。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这种艺术力量带来的不是隔阂陌生或是与现实经验的巨大反差，而是自由自在、持久动人的审美愉悦。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中和美学”有抑制当下文学创作惰性的能量，以其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对那种通过戏剧性情节获悉的历史观与生活观的简单认知有所牵制，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减）

不按规则出牌的大学校长朱清时

朱清时，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去了青海西宁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炉前工。 

当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在业余时间聚会，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牢骚。朱清时说：‚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在这期间，他翻译了一本《相对论的再审查》，稿子被山东大学油印出来，在国内流传；写了一篇论文《论基本粒子的静质量随时间变大》，197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地处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所正在为造原子弹组织技术攻关，急需学物理的人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朱清时立即去拜访该所的室主任康靖文。康靖文拿出很长的一篇专业外文文章让他翻译。几天后，朱清时就把译文交给了他，研究所马上就决定要朱清时。 

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美国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初到美国，实验室的设备多数他都没见过，而且英语比较薄弱，每周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问题他也听不懂。那种尴尬的局面让朱清时很受伤。 

别无选择，朱清时只能放弃了一切娱乐和休息时间，集中精力迅速填补实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空白。‚我列出一个问题清单，包括我不知道的仪器的功能和操作方法，然后请教别人，把他的介绍一一记下来，自己再练几次，熟悉之后，就能找出每台仪器的关键点，然后再读说明书的有关部分，很快就能掌握。两三个月之后，我已能熟练地操作整个复杂的系统，做出了一些漂亮的结果。终于有一天，当看到记录仪画出期待已久的曲线时，我深切感受到了探索科学真理的快乐！

两年进修期满之后，麻省理工学院要聘请他做‚博士后研究员。但朱清时还是选择了回国，与同事们一起建起了中科院激光光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水平最高的实验室之一。 

1998年，朱清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在教育主管部门眼里，这位书卷气浓郁、平时在办公室里喜欢穿一双布鞋的校长，是一个不按照规则出牌的人，更是一个给他们出难题的人，一个冒犯者和挑衅者。 

担任中科大校长的10年里，朱清时赶上了教育部的‚扩招‛政策。作为大学校长，朱清时非常矛盾：多招一个学生就多收入一两万，多招一千个学生就是一两千万。但扩招却要付出代价——保证不了教学质量。思前顾后，朱清时停止了扩招。 

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任校长的朱清时不断思考的问题。他曾带着同事去麻省理工等高校调研，回国搞教学改革，引进优秀人才。几年后他才发现，教育体制和考评制度才是大学的核心问题。 

朱清时发现，中国传统的书院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老师们和学生都住在一起，除了上课学知识外，师生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朱清时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于是，他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有关部门下文禁止，要求将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朱清时的书院式改革无疾而终。 

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朱清时说。这些在1917年由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也是朱清时作为大学校长一直在坚持的改革。 

2009年3月，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新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并提出放弃行政级别。 

在给深圳市政府递交的南科大办校方案中，朱清时提出要办一所前所未有的大学，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朱清时和他的教育改革，如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水面，把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也让南科大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 

2010年年底，教育部选择了认可，在南科大招生考试后，下发批文同意未经教育部批准就进行自主招生的南科大进行筹建，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暂时给予了朱清时主导的这场改革实验一个模糊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