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秋日的灯盏

朱以撒

①秋天来了，山里闪动着风吹过的暗影。叶片开始有秩序地脱离枝条，原先紧挨在一起的两片树叶，一片先下来了，另一片落下来的时候，再也见不到它旧日的邻居。交接的日子来临，一些矮小的灌木丛里，浆果外表抹上了一层紫黑，一只翠绿的螳螂举着带锯的刀，轻轻划了一下，浆水霎时奔涌而出，紫透了枝下的土皮。

②稻子已经进仓，秋风下瑟瑟摇曳的是从农夫指缝里漏下的一枝金黄。农夫已经走远，不会回头，注定这一穗金黄要坚持到秋日的最后，被人遗漏、忘却，不能和亿万弟兄一道进入温暖的谷仓，此时它的美超过一切。在我看来，缘于遗忘而独立存在，虚构出岑寂田野的动人一幕。浆果、稻穗这样兀立风寒中的灯盏，秋日的过去就是它们生命的过去，许多美艳走到这里，自然变得素洁起来，像戏台上的名角戏装卸下，铅华洗去，走在街市上，纯乎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③暗夜里，车驶过同样岑寂的山村，简陋的土墙开设的小窗口透出昏黄的光，一家人聚在严实的屋内，守着炉火，内心踏实起来，谷仓是照耀一家人美好心情的不灭灯盏，隔着芳香的木板，里边躺着一家人的生存希望——从春日开始萌发，夏阳曝晒，现在终于落实下来。当时是那么漫长，好像一盏秦时的灯，要擎到汉时才被真实地点亮，中间这么多的交替、衔接、奔跑——的确，我看过那些最终不能点亮灯盏的农耕人家，秋日远去，寒冬到来，是那么黯然神伤地蹲着，敲打着春日吃进泥层中的犁耙，要问个究竟。丰稔的人家如实地享受着秋日的馈赠，闲聊时记起春夏那些有趣的细枝末节，唇齿开合中带着舒适的滋润。看来，只有希望不落虚空，眉宇间才笑得起来。

④一本书在经过春风、夏雨的重叠，终于在深秋的最后几日结束了文字的蔓延。这个文人松了一口气，好几次他像一个持灯者，火舌飘忽不定，他的心时浮时沉，晴明阴晦在瘦削的脸庞上隐现。夜半推开窗门，所有家庭的灯盏都熄灭了，自己却还在夜色里跋涉——这大半年的灯火费得太多了。在乡村写作，笔下的蔬笋气明显与上一个章节慢了一个节奏。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乡村里完成的这一部分，像是夕阳余晖下归栏的牲口，脚步细碎，神色安然，被深浓起来的薄纱笼罩。也应该有一个相近的阅读环境——村头老樟树下，寂静萧然的风雨亭里，简约朴素的廊桥上。选择环境阅读是一种智慧，删去书写者身上的种种附加，也放弃了自己种种目的性，此时，书页打开，字句联袂而起，人融了进去。有几次我读到一些残本，残本毁弃了创作者的背景材料，如在异地骤遇了陌生人，没有既往的历史记录，没有阴影和光圈，使阅读时每一字句都像秋风里吹过的干果，水分滤去，肉质干脆。秋风残照下的人、文要比湿润阳春时可靠，它的冷峻是此前未有的情节，浓缩着艳丽的汁水，到了这个节气的文人笔下，我们说韵味，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朴实无华来承担的。

⑤渐渐形成一个晚秋爱好者。尚在砚边的余墨被风吹干，兑点水，作一幅草草小品，透视着笔底漫不经心的挥洒状态，万木萧疏，百草枯黄，一个在秋风中穿行的漫游者，心事清癯。一些被春日枝繁叶茂遮蔽的疤痕，一些少年时代持抱不放的爱恋，不是展现了，就是放弃了。季节使人、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幻想的春日和无比实在的秋日――有理由说，春日秋日的笔下文辞一定是不同色泽的，尽管出自一人之手。我仍然记得秋日里修订春日写下的一叠文稿，落笔如刀斧，删尽繁枝缛叶——这就是文字的命运，像许多果实那样，春夏的花枝招展，只有到了秋日，是否存在才能确认。

⑥有一些灯盏没能亮到秋日，与生俱来的命数，使它们止步于初秋。刘安说，不与夏虫语寒，不与曲人语道。因为生命中缺乏言说的条件，回放曾经在春日里生机无限的花朵，不禁追问起空间的历程，究竟隐伏着多少玄机：在时光携带着无数浮沉不定的生物匆匆行进时，伤逝之美也在同时上演——使一个走到秋日下的人，那些郁积着浓艳和空洞的春愁，此时一笔勾销。

（选自《经典美文》2007年8月，有删节）

粱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頫、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然而， 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时帖学已经完善成熟，书风则为之一变，开启了南朝风雅，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但帖学书风在运笔上过度强调点画二端的表现，容易产生浮浅平滑、飘浮空怯等弊病，其雄豪之气逊于汉魏。到唐朝，雄强阳刚的书风重新被崇尚。到了清代，碑学开始兴盛，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碑学的拙朴、倔强、瘦硬特点，促生了金石书风。金石气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但碑学书风厚重的结体容易失之荒率粗糙、 狂肆怪野，为了克服碑学书风的弊端，有人提出了碑帖结合的方法。曾国藩曾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都极其重要。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要倡导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阳刚大气的书风。

（摘编自朱中原《书法要有“丈夫气”》，有删改）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教：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节选自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2016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在传统纸媒和电媒上的每日人均分配时间表

2016年中美两国国民阅读调查表

﹣﹣参考自中国新闻网

一份调查报告：受访者是30位出身于工人阶层的男子，最后有15人成为大学教授，15人仍在工人阶层。在挑选这30人的时候，研究人员确认他们出身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家庭创伤也相似（父母酗酒、死亡、离婚等）。

15位教授中，有12位有父母给他们读书或讲故事；15位工人中，只有4人有这种经历。

15位教授中，有14人小时候家中有很多图书和印刷品；15位工人中，只有4人家中有书。

15位教授中，13人的母亲与12人的父亲经常阅读书报杂志；15位工人中，只有6人的母亲与4人的父亲经常阅读。

15位教授小时候都受到大人在阅读上的鼓励，15位工人中只有3人受到鼓励。

其中，教授组二号受访者，他是一名社会学学者，7岁时母亲去世，被送进孤儿院，一直到17岁自立成人。他在进入孤儿院时备受煎熬，他“不知道孤儿会发生什么事”。8岁时，这位受访者在孤儿院图书馆发现了霍雷肖•阿尔杰①的系列故事书。这个发现对他影响深远，因为它突然间了解到，尽管在孤儿院，他仍然可以掌握命运，创造人生。霍雷肖•阿尔杰的书让他看到“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典范”，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节选自吉姆•崔利斯《朗读手册》

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卢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节选自许知远《电子时代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