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真”不似嵇康、阮籍自由中带些放任不羁，亦不似大谢、小谢清丽里略露矫揉造作。陶渊明的真是“真想”“真意”，是关于“真”的想，关于“真”的意，是涵盖其全部人生理想在内的抽象概念。他的“真”是经历人生种种挫折磨难后潜心参透的某种顿悟。这种顿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确是全面忖度得失荣辱、功名利禄后心如止水的灵魂净化，感情回归。

其“真”首先表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由此可见，他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言”之影响，形成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与情趣。他读书可以不为繁琐的训诂，领悟文章内涵全凭自己意愿。所有的外物情感经过他的酝酿便烙下了其独特的风格。不仅是读书，陶渊明在饮酒方面亦表现出难得的直率与纯真，如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丛菊中坐，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其真率达到如此，让人感叹。

他对待“仕途”的态度也同样可以用“真”形容。陶渊明的思想构成并不单一。他从小研读儒家“六经”，亦爱读《老子》《庄子》，因此，“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超然事外的老庄之道，甚至般若的万有皆空思想都对他的人格形成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陶渊明少年时代便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他在诗文中毫不掩饰自己进取功名的热情：“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诗中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与效忠国家的豪情。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像陶渊明这种骨子里都写满“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正义诗人是无法融入，也是不被接纳的。诗人在矛盾中徘徊，在徘徊中冥想，面对不能改变的现状，他只能独善其身，并称“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绶去职而归。他终于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隐归。陶渊明是痛定思痛后毅然的决定，也是对政治仕途失望至极后的极端表现，直指心端。他的隐是一种看透世间风月后的淡然与决绝。儒、道乃至佛，几家之言，不同的人生观融合汇聚，却被陶渊明吸收达到了协调统一。经过他“出与入”思想的锤炼和躬耕经历洗涤后，其思想完成了成功的过渡，价值取向也终于找到了归宿，更加纯净。心灵的指归使其他的事物变得空淡，即使触及情感亦不会扰乱心中定数，更不会影响他归隐的决心，因此可以直视痛处并且抒发感情而不需逃避。

再次，陶渊明对待劳动态度也可以说明他的为人之真。梁启超曾说：“老实说，他不过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孔子说过：“忧道不忧贫。”孟子亦称“劳力者治于人”，可是陶渊明却摒弃了这些思想，没有故作矜持，而是从内心感受出发，丝毫没有犹豫地选择亲自耕作，并称“瞻望邈难建，转欲忘长勤”，足以证明了他的率真与质朴。在东晋那个强调门第宗族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视为下贱的事的，陶渊明的行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究其原因，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陶渊明出身没落仕宦家庭，门第微寒，因此他的身上没有富贵公子所具有的飞扬跋扈和假意清高。陶渊明更能理解下层百姓的处境，体会他们的生活艰辛。另外，也与他的贫困生活有关，他曾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说“倾壶绝余沥，窥社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他虽然为贫所困，却未被贫困压倒，他躬耕于农田，与农民一起劳动，是他净化思想沉淀浮躁的过程，亦使他的心灵最终洗尽铅华，形成宁静质真的风格。

（摘自《青年文学家》2011年13期，有删节）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